孔学“损益”杂议

孔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是“损益”,对传统思想的“损益”,是为了宗法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损益”思想原则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大影响。孟子、荀子损益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学,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对孔学损益而非改铸。宋明理学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它在理论上增益新的内容,却减少了民主性的精华。“损益”原则的长期发展,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学的损益,有维护旧制度,又作某些改良的总倾向。封建后期,儒学虽在思辨方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某些进步因素和民主性精华已丧失。直到五四运动,才彻底反对宗法制度,完全摆脱孔学“损益”观的束缚。但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至今仍有反封建思想的艰巨任务。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已不存在,儒学失去了依据,不能再予“损益”,今日再提倡新儒学也是行不通的。对于历史上的孔学“损益”原则,要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它同真正的变革是不相容的。     

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

在整个20世纪,儒学的现代命运始终是中国思想界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一次又一次文化论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无论是从发生学的意义来说,还是从其实质内涵和功能作用来说,儒学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 把儒学定性为封建意识形态并不是全盘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遗毒”、“封建糟粕”不能划等号。因此在预计儒学的未来前景时,我们不认为它有重新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至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的定盘针”的可能,但却认为它的一些思想富有积极合理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将有重要的影响。 作者认为,现代新儒学所能贡献于世界多元文化的,说到底就只有所谓“儒家人文主义”,其渊源要到传统儒学中去找,它不过是其现代发掘者和阐释者而已。此外,民主、科学等等则均非其所长。儒家人文主义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荀子非儒家辨

荀子在历史上是一位对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传统习惯都将其划为儒家学派,尊称为“儒学大师”。战国末期的韩非曾把他列为“儒学八派”之一,传统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将《荀子》一书列入“儒家类”。然而,综观荀子的思想学说,却与正宗儒学(孔孟学说)大相径庭,其历史命运也不能与孔孟相     

儒学的目的性问题

儒学是生命哲学。与近代机械论的宇宙观不同,传统儒学的宇宙观是生机论。儒学的目的性本质就是“生”,这种目的性的根据就是生机论的宇宙论,其体现即“仁”,其归旨在“太和”,其实现须要“天人合德”。目的性统贯着儒学的基本问题,它与康德的目的论有较大的差异却与现代深层生态伦理有重要的契合,利用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对儒学目的论进行诠释和转化。     

儒学是宗教吗?

要解决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要从“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开始。儒学所说的天, 是指宇宙自然界,它是一切生命的创造之源,因而具有神圣性,但不是神。天有形而上的超越 层面,但不是超自然的绝对实体。人是天之所生,又是德性的存在,人以完成其德性实现与天 德合一的境界,可说是一种自我超越,但决不是离开现世人生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儒学中 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儒学有敬天思想,包涵着深刻的宗教精神,但不是神学宗教。 儒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     

论蒙培元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

蒙培元先生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与理性的混合体,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够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理性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想区别开来。蒙培元先生所首创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是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最为重要和最为独特的贡献,这一思想从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范例。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

二十世纪儒学的沉浮与新儒学的崛起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舞台上,儒学唱的虽不是主角,但也可算是个重要角色。世纪之幕刚拉开,围绕儒学的争论就好不热闹。康有为披了经学的外衣“改制”儒学,招致了章太炎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激烈的文字,章氏批评孔子“虚誉夺实”儒术为“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这可视为儒学地位大动摇之揭,接着,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际上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指导思想。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从正面对儒学进行猛烈的轰击。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接二连三的冲击,说明了儒学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和儒学研究,虽然空前繁荣,但此所谓繁荣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史”的繁荣,而远远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思想上、哲学上多元创造的时期;虽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如儒学与少数民族、儒学与区域文化、儒家管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还是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儒家与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道之争、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几个重大问题而展开的。     

评朱熹的“道心”说

<正>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渊博、影响深远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从所处的时代需要出发,赋予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以新的生机、新的精神,从而创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闽学,成为集传统儒学与宋代理学之大成的一个学派,在许多方面都发挥、发展了儒学思想。     

道家与范缜

据著名学者陈寅格考证,范缜的家世夙奉天师道。他在分析两晋南北朝信奉天师道的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三种态度时,首先举了范缜的例子,认为“为保持家传之道法,而排斥佛教,其最显著之例为范缜。”（《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说新颖独到,是可信的。本文拟就道家思想对范境的影响,再做些论证。一道家自老子创始,至庄子而形成学派,到汉初又演变为黄老之学,曾一度凌驾于儒学之上而成为统治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虽再没有获得高于儒学的地位,但它已经形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与主流派儒学相…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程佐林，徐绍清有的学者认为，“五四”文化战士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的激烈反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对此，本文作者通过考察“五四”先驱者们对思想文化具体内容的批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良完俱在，精华与糟粕共存。五四文化战士们批判攻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中有关纲常礼教和封建制度方面，即使对此，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和继承。陈独秀、李大创、鲁迅、易白沙、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陈独秀和李大别都承认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积极意义。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没有价值的偶象和精神拉圾。“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和传统道德中，不仅有需要批判的消极因素，也有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胡适和陈独秀都认为，温良恭俭让信义和平仁爱诸美德，虽不是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独有的内容，但它作为世界普遍实践的道德，至少也为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所蕴含。因此应该承认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中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有价值因素。李大＄１）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张君劢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

张君劢从现代与古代是不能完全割裂的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心知或思想方法这两点认识出发 ,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 ,相反可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能成为现代化的基础。因此 ,我们今天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从复兴儒家思想入手。换言之 ,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 ,而儒家思想的复兴又主要是宋代新儒学的复兴。复兴儒家思想的道路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 ,亦即“以儒家为本 ,而沟通东西思想”     

儒学核心价值观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意义

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是一种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中庸哲学。儒学中以仁爱、和谐、诚信、中庸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有着其他文化系统无法代替、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开展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教育。“八荣八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儒学“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显示了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魅力与现代价值。     

六经注我:经学的解释学转折

“六经注我”这旬禅宗式的口号,使陆象山在正统派的心目中,几成陷经学于堕落、导圣学入异端的魁首。其实,这一口号的象征意义远比其字面含义丰富。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它是中古经学由考据向义理作解释学转向的标志,其得其失,不应该站在儒学、尤其不能站在经学的立场,而应从思想史的水平上来判断。本文的着眼点虽落在陆象山身上,但视野则力求放大,尽量将其放置于整个学术思想变迁的背景中。     

国际儒学联合会

正国际儒学联合会(英文名称为: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简称:ICA)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于1994年10月5日正式成立,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性学术机构,会址设在中国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持久繁荣。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具体工作包括:开展学术研     

新儒学:向儒学原旨的复归和对儒学的发展

<正> 新儒学是两宋文化的主流,其特点是儒家在充分吸收其他学派思想成分后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经典儒学原旨的复归。经典儒学,即以《论》、《孟》、《学》、《庸》、《易传》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由孔子建立的关于“修己”和“安人”之道的人道学说,这一学说后经孟子、《中庸》、《易传》的发展被奠立在“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