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锡禹:“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 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也就是说,传教士所传的宗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可以抵制佛教的侵袭.在《辨学章疏》中,他又说:“诸陪臣所传敬事天主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诸陪臣”指传教士,他们所传的宗教,大有益于今天的社会.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自 ７０年代迄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视儒学为一种宗教性、精神性传统的新趋向,该趋向固然与西方晚近兴起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有关,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儒学的发展,是传统儒学被全面解构过程中对儒学的重建,这种重建使得儒学所蕴涵的各个层面得以厘清,尤其使儒学益发将自身界划为一种具有超越品格的宗教性传统。而儒学若要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融入生活世界,恰恰需要以确立其宗教性或超越的品格为前提。在２１世纪,儒学会有多方面的开展,但将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发挥作用;并且由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波士顿儒学”的现象可见,虽然在西方仍非显学,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如今已开始进入全球意识。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都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所谓的“自己学”,他并依据自己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粱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努力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孙中山学说与儒家思想

孙中山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中国优良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重视继承、弘扬,其中儒家学说中有不少观点就是他所乐道的。 一 继承与吸收,无论是对一个思想家、一个学派的形成发展,还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时代气息、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立,都是不可少的,从近代中国来看,有成就的思想家大都重视继承和吸收,只不过其侧重点不同。孙中山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人。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是在“新旧潮流相冲突”中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特点、短长,“各有各的文明”(《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立足于这一点,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需要出发,他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与邵元冲的谈话》)“一切学术”,当然包括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让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如何做的。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徐光启·科学·天主教(续)

中国天主教的贤哲徐光启最早接触天学(天主教)是在1595年他三十四岁时。当时他在广东韶州教书,偶值馀暇,信步至城西天主堂,“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徐光启:《跋〈二十五言〉》)。他与韶州天主堂司铎郭居静(L,Cattaneo,1560-1640)语,“颇惬恰”(李问渔:《徐文定公行实》)。这是徐公与西方科学、文化接触的开始。1600年,他在“留都”南京与耶稣会利玛窦司铎晤谈,“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徐光启:同上);前此,徐公曾见过利氏重绘、由应天(今南京)巡抚赵可怀和南都(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重刻于苏州、南京     

罗尼·泰勒对儒学宗教性的独特研究

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宗教学研究教授罗尼·泰勒在其《儒家思想的宗教向度》(TheReligiousDimensionsofConfucianism)一书中对儒学宗教性的独到见解 ,并对其研究工作的特点加以总结和比较 ,希望对“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泰勒坚持认为宗教始终是儒学传统中的中心特点 ,分析了有关圣人之道与天之道的多重向度 ,例如使用经典文本和静坐修行的形式来发掘其宗教上的意义。而在这种在“天”与“人”的相互关系中 ,朝向精神的最高境界进行的基础性的超越和转化正是对儒学宗教性的一种揭示。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新儒家: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80年代,在大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儒学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而在台湾,有人则从“回答意义危机”的角度来评价当代新儒家,认为新儒家们回答了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从而又使不少大陆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进行再思考。 孔子以降,儒学一直是安邦立道的学问。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汉末天下大乱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     

论作为"为己之学"的儒学

该文通过对历史上儒家学者在“为己之学”上的论述进行考察与分析,并联系康德对道德之自律与自由的讨论,试图揭示和阐发儒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深化人们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     

睁眼看世界的徐光启

徐光启首次接触传教士是在1596年,他路过韶州,见到了郭居静,稍作交流。1600年,徐光启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拜会了利玛窦。利玛窦的博学给徐光启留下了深刻印象,徐光启称他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     

北宋诸儒《易》学观

北宋时期,《易》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解说与评价《易》成为儒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北宋诸儒有关《易》学的总体评价很多,内容涉及《易》道总评、作者辨正、学派论衡、通经致用等各个层面,对汉唐《易》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了怀疑与修正,同时也结合时代思潮对《易》做出了新诠释,从中可以透视出北宋《易》学的内在演变轨迹。     

从丘浚的科学观看儒学与科学的可容性

丘浚是我国古代自觉提倡并积极探讨自然科学的儒家学者。他将儒学的研究对象分为“性理之学”(相当于“哲学”)与“物理之学”(相当于“科学”)两个部分 ,并对当时儒者重“性理之学”而轻“物理之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揭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必要性 ,而且还提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方法与要求。丘浚对研究“物理之学”的积极提倡 ,使我们看到了儒学与科学之间可容性的一面。     

圣教对联

(一) 爱国会宗旨愿得此身长报国;(唐.戴叔伦《塞上曲》) 惟存方寸皈事天。(徐光启《辨学章疏》:“事天爱人”)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