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理论是“内心科学”之精髓,戒行清净是佛法住世之根基

以持悲悯心,断除一切见,示行正士法,敬礼乔达摩。值此良辰吉日——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之际,我以参加此次盛会深感荣幸,并向各位高僧大德、领导、学者及与会嘉宾致以吉祥的问候!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佛法理论是"内心科学"之精髓,戒行清净是佛法住世之根基"。     

佛法理论是“内心科学”之精髓

佛理是"内心科学"的精髓,是提升人类精神境界、优化人们道德品性、化解人类矛盾纠纷、消除人们内心苦痛的一盘甘露;也是推动世界和平、持续发展的一剂良方。     

癌症生存者“中国化”管理模式刍议

笔者结合几十年临床探索,提出癌症生存者管理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形式上倾向于以紧密团体为主,广泛吸纳社会参与大协作;强调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协同;及时且全程介入治疗性教育;并认为在中国,中医药学及康复医学是癌症生存者管理的主要力量。由于癌症是多因素所诱发,其之生存与康复受制诸多,因此亟需系统思维,不能就事论事。而且强调先从改变认知切入,并令当事人需遵循"知行合一",注重生活优化细节,持之以恒。此外,这是项涉及广泛的社会系统工程,需善于发动及借助社会力量,组成同盟军,共襄盛举。     

“世佛联”主席潘·瓦那密提的贺词

<正>我很荣幸代表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及其各地区分支机构,热烈祝贺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于佛历2559年(公元2015年)10月24日至25日在江苏无锡举办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这一论坛为促进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之间的交流互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个论断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主义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一真理思想伟力在中华大地的实现,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去创造,这是"行"的关键所在。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规定性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由这两个规定性,决定了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中得出的最高结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础、是关键,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根本方向和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没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文明制高点,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成功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能"的奥秘所在。     

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庆贺冯契先生从事哲学事业60周年暨“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研讨会侧记

1994年11月下旬,由华东师大、上海市社科联、上海社科院主办,在华东师大召开了庆贺上海市哲学学会主席、著名哲学家冯契教授勋华诞和从事哲学事业60周年暨“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大家结合最近出版的冯契先生论文集《智慧的探索》,围绕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会者认为,时代的需要和百家争鸣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的形成,是哲学繁荣的两大社会必要条件。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正是激荡的社会革命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前提。“五…     

“自我现实化”与“自我实现”辨析──对一个错误的纠正

该文旨在纠正这样一个错误,即：国内不少著述将荣格的"自我现实化"概念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概念相混淆。此外,作者还将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予以分别介绍,并且比较了这两个概念的不同。     

从《劝世良言》看圣经在中国的“处境化”阐释

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对圣经采取了"处境化"的阐释策略,主要表现在:为了建立起圣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梁发非常注重语言的转换,坚持文化调适的策略和本土化的处理方式;在宣教过程中,梁发往往针对现实处境来决定阐释的重点,将时代处境与圣经经文"融接"了起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梁发虽将一些重要观念融入其对圣经的阐释之中,但始终坚持了圣经的绝对标准和权威地位。梁发的这一"处境化"阐释策略具有深刻意义。     

“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主流话语和思想理论权威的。尽管理论界对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上百年历史采取"西学东渐"的方式予以研究,但建国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尚未形成"中国化"的研究态势。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发现新问题、新领域而形成哲学的理论创新。     

从“鹅行象步”一语看佛教的中国化

<正>释僧晃,俗姓冯氏,绵州涪城南昌人。“形长八尺,颜貌都伟,威容整肃,动中规矩。而鹰眼虎身,鹅行象步,声气雄亮,志略宏远,纲维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领袖,咸所推仰。”这段文字出自唐代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兴福篇·释僧晃传》。传主是周隋之际的僧晃,他年轻时就学识渊博,立志出家,受具足戒之后,专攻《十诵律》。北周保定后期,僧晃来到长安开始学习《僧祇律》,     

善于创新:深入推进“宗教研究中国化”刍议北大核心

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培养三支队伍”的重要论述。“三支队伍”的培养工作,显然各有侧重,且有具体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笔者看来,要建设好宗教学研究队伍,根本举措即在于“善于创新”,因为其他诸项具体要求,如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等,对当今中国宗教学者皆是不言而喻的客观要求,所以唯有倾力“学术研究上的善于创新”,方能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本文将这种意义上的“善于创新”凝练为“宗教研究中国化”,下面略陈三方面的主要理由。     

染化·教化·悟化──论道德形成的“三要素”及其教育方法

染化·教化·悟化──论道德形成的“三要素”及其教育方法王仕杰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主体的社会存在,包括主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等,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由此,笔者认为,道德的形成过程具有如下三个要素：道德染化、道德教化和道德悟化。分析道德形成的原...     

在“佛教化”与“中国化”的思想张力之间──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种理解方式

如果人们在近代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中读解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则近现代中 国佛教的思想活动也就是近代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对近代中国佛教思想活动 的解释和理解作方法论的省察,对于广义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思索的意义。本 文结合作者多年来研究近代佛教尤其是欧阳竟无先生佛教思想的经验,对此作了认真的探索。文 章将近现代佛教学者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理解范型概括为三个类型：即欧阳竟无的范型,陈寅 恪的范型及牟宗三的范型,作者在对以上三个范型所作批判省察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一个“面向 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新理解范型。     

布莱希特“间离”理论的跨文化融合与异质化张力

贝尔特·布莱希特是20世纪影响世界剧坛的德国著名戏剧家,他所提出的"叙述体戏剧"理论,打破了原有影响西方戏剧2000多年的"戏剧性戏剧",是戏剧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布莱希特吸收中国戏剧精华所形成的独特戏剧理论体系,反过来又对中国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两者架起了互动的桥梁,然而在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的背景下,布莱希特间离理论与中国戏剧实质上是两种异质的艺术形式。这种共通性话语与异质化张力折射出文化传承中"理论旅行"的多姿生态。     

表演式学习──表演理论对“最近发展区”的发展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剧作家、表演理论的创始人弗雷德·纽曼（FredNewman）及其同事致力于在实践中发展维果茨基的理论,从表演的维度探讨了zpd的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了表演式学习的概念,以区别于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的工具性学习,即以获取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学习。表演理论通过对工具性学习的消极影响的批判及对表演式学习的倡导,在人的教育和发展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     

“真知必能行”何以可能?——朱子论“真知”的理论特征及其动机效力

本文尝试通过对朱子"真知"概念的内容和结构的分析,说明"真知"概念所包含的动机效力,并藉由T.Nagel的理论,回应休谟式问题(Humean problem)的诘难。依朱子,"知而不能行"只是浅知,而真知则必能行;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对何为最好的知道得越深,他就越可能依其判断去行动,当一个人之知达到了最高程度,他便完全会依知而行。这种知(真知)不仅是对所当然之则之知,也是对所以然之理之知,而这种所以然之理原在自家身心上,经由反省体验而得,因而是具有在道德行动中如此而不如彼的动机效力。     

为圣人祛魅──王阳明圣人阐释的“非神话化”特征

广义的圣人观包括三方面问题：（１）何谓圣人？（２）人能否成圣？（３）如何成圣？在 王阳明以前,中国古代学者一般比较关注后两个问题,并将之规约为：“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王阳 明经历早年成圣实践的失败,开始自觉反思“何谓圣人？”亦即圣人本质的问题。他将圣人本质规 定为纯德性方面,剔除了宋儒（如朱熹）所尤为强调的知性因素。由此,他还对有关圣人观念做了 澄清,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在中国圣人观的逻辑发展上完成了“为圣人祛魅”的重要一环。     

从“文明的冲突”看“西方的没落”──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背景与社会基础

美国出版的国际政治权威刊物《外交》1993年夏季号,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吗？》的长文。该文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将取代其它形式的冲突而成为21世纪冲突的主要形式的观点,在国外学术界激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论。该文提出的观点也被称为“文明冲突论”。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及其论据是否能够成立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文明冲突论”所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该观点之所以形成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根据,触及到西方文化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加以讨论、重视。本文正是从本世纪西方文明问题…     

学前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发展的实验研究──对“生长”现象的认知发展

从学前儿童对生物生长现象的认知入手探查了学前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探查了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体内部差异。研究发现：（１）学前儿童在生长维度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生物学理论;（２）不同教育条件下的儿童对生长的认知存在差异;学前早期儿童的认知成绩更多地受实验任务变式的影响,而学前晚期儿童的个体内部差异则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