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圣教书会的文字事工及其影响(1899─1919)

华西圣教书会于1899年初成立于重庆,存续40余年,于1941年关闭,是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最重要的文字机构之一。本文以清末民初为时限,考察华西圣教书会成立过程及其出版、发行状况,并分析基督教文字事业对华西社会变迁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华西圣教书会的文字事工及其衰落（1920-1941）

华西圣教书会于1899年初成立于重庆，是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最重要的文字机构之一，与位于成都的华英书局相呼应。本文主要论述该书会1920-1941年期间的出版、发行状况，对其创刊以来的经费来源做了说明。并分析其在华西文字中心地位下降乃至衰落的原因。本文为《华西圣教书会的文字事工及其影响（1899-1919）》的续篇。     

"社会福音"与边地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

1939年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进行了16年,其中涉及有大量与妇女事工和福音传播事业相关的内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开展这一事业,专门成立了边疆服务部,设置了若干服务区,从教育、卫生、生计等各方面推进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康地区的妇女工作.与此同时,边部非常注重对边地妇女的传教授道,以促进基督教福音事业在边地的发展.边疆服务是一项有价值的社会事业,曾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及福音传播工作均取得了-定成绩,在边地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因为篇幅的缘故,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大致限定在1949年之前.     

民国时期金陵神学院乡村文字事工——《乡村教会》研究

《乡村教会》是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在抗战期间迁移成都后创办,旨在阐明基督教思想,促进乡村教会事工,同时负担着相应的使命；栏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实；在编辑们苦心经营下,保证优质稿源,满足读者群所需,保障基本经费,由不定期逐渐转变为定期,并维持出版至建国初；对行销之地的乡村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社会服务事工的神学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开展的社会服务事工,来探讨它的神学意义,从而引起对社会服务事工的再思考。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服务事工在其百年历程中,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今都有所贡献,为基督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服务事工具有"四性":即教会性、服务性、专业性、适应性。     

在上帝眷顾和恩典中的中国教会妇女事工

据中国基督教妇女事工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 ·全国已按立女牧师378位,其中370位是“文革”后按立的,占女性圣职人员总数97％; ·全国现有女牧师378位,占全国牧师总人数的24％,超过1/5; ·全国已按立女长老415人,女教师498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近20年来按立的; ·全国现有女性教职人员(还未领受圣职的)有1239人; ·全国18所神学院、校中女教师的比例超过1/3,其中有2位女院长。     

“施比受更为有福”——上海基督教社会服务事工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徒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一方面改变了"洋教"对基督教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摘掉"洋教"的帽子,与人民相认同;另一方面,积极阐释基督教福音真理,包括爱的福音信息,投身于社会服务和建设。五十多年来,中国基督教有了崭新的面貌,福音事工蓬勃开展,教会日益兴旺。就以上海来讲,现有信徒18.7万多,有教堂162座,教牧同工362位,还有一所神学院,妇女事工组、青年事工组等各项事工迅速发展。     

严锡禹:转变观念,促进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发展

<正>今天,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地引进新思想、新观念、并将之作为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基督教的文字事业要想跟上时代的脚步,也必须先在观念的转变上下工夫。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刻起,文字事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传教士宣教的重要手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文字事工     

“你要写下”——关注中国教会的文字事工：蒿志强：当今中国教会的文字书写形式及其思考

编者按＂文以载道＂。举凡教会历史,先知君王、先哲文人的不断写作和记录,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典著作,而且历久弥新。如今,当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当如何进行文字侍奉,推进基督教文字事工。这需要我们深思,更需要我们拿笔写下!     

一份面向青年的基督教刊物——《青年问题》

本文在研读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卫理公会华西教区在成都办的《青年问题》月刊做了全面分析,内容包括该刊的创办历史、组织机构、内容特色与经营管理,并对其历史价值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和人际信任

许多研究均认为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信任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模式。本文将人际信任具体区分为亲缘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指出信任水平从亲缘、熟人到外人依次降低,并且宗教信仰对不同的人际信任类型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对2007年居民文化生活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无论哪一种宗教信仰归属都不会显著增强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的水平,比如佛教徒、道教徒的亲缘信任、熟人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信仰者;但是宗教信仰可以显著增强普遍的外人信任,比如佛、道教和基督宗教都能显著提高外人信任;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和宗教活动参与频率也能够提高信任水平。另外,基督宗教比佛、道教具有更高的教内信任程度。     

理雅各宗教思想中的中西融合倾向

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受其家乡苏格兰的神学思想和非国教家庭背景的影响而产生了独立、开放的宗教意识。尽管他以自身的信仰为本位,但在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和评价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中西宗教融合的倾向,这使他在西方传教士中处于颇为孤立的境地。     

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

由传教士创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华西边疆①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是近代华西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里程碑。具有传教士身份的学者在学会的构建与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重点考察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内容涉及人文、自然、科学领域,成果丰硕,有较高学术价值,至今在海内外论著中占有很高引用率。在文化交流中,学会是华西文化西渐之先驱,吸引国际汉学界对华西加以更多关注。     

中西宗教观演进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西宗教观的比较,指出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价值观念、神人观念、“来世”观念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宗教在中西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王权和教权在中西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完全不同,从而解答了为何没有一种宗教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说明了中国哲学和文化虽与西方哲学和文化不同,但同样具有超越性。本文认为,中国文化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忠”“孝”为核心的人生追求和伦理标准,它主张“天人合一”,总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改造外来宗教,使之为世俗王权服务;由此决定了几大宗教都不可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而把中国的宗教观硬装入西方的理性模式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宗教伦理学与当代社会--兼答万俊人教授《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这是一篇回应性的文章。作者在简要介绍了文章的由来以后,首先借用万俊人教授《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一书中的材料阐述了西方宗教伦理思潮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然后指出在中国学界展开宗教伦理学研究的必要性,并论述了作者对建构中国宗教伦理学的一些想法;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对万俊人教授《普世伦理如何可能》中的三个问题作出了回应：第一,关于“强伦理模式”;第二,有关世界宗教信仰现状的问题;第三,关于普世伦理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     

宗教关系和谐与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决定,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宗教之间的难以和谐,不仅是个历史事实,而且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难题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要好一些,但是宗教间的争论、冲突,相互贬低,也史不绝书。     

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跨国界发展。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发展融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对立关系,重新创造性的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引导世界走向善治。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就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     

宗教生态平衡与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兼谈民族识别与民族民间信仰若干问题

境外宗教渗透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为重点目标。在境外针对我少数民族进行传教的非法出版物中,对中国政府经过识别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作出了毫无根据的质疑和否定,实质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的"基督教前景",煽动我国民族分裂、利用宗教危害我国家安全。中国的民族识别,其理论创举和社会效果已为历史所证实,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遵循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民间宗教信仰,形成文化生态平衡、宗教生态平衡,不仅能有效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同时对保护我们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宗教问题和中国共产党

本文简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年来认识和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作者认为，宗教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努力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宗教国情相结合，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过程中，虽然走过了曲折的路，但是经过不断的探索，在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终于逐步摸请了宗教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般规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制定了符合中国宗教实际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基本成功的实践。相信在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征程上，中国的宗教问题会解决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