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推类思想探析

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同异,而进行的以类推之的推类,是中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维方法。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苟子,在谈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中,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缘以同异”的类概念认识,从“物各从其类”展开对类概念的考察,并通过关于“正名”的阐述,全面地论述了“譬称以喻之”、“推礼义之统”、“举统类而应之”、“推类而不悖”等推类思想,从而使推类思想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更加繁丽多姿。     

朱熹的易学推类方法论探析

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荀子》之个体型对象“类”的价值性

《荀子》的"类"观念之所指,按形式可分为个体型对象"类"和关系型对象"类";按性质则可分为感性"类"和价值性"类"。《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包括感性个体"类"和价值性个体"类",其中体现的是儒家在实践领域应然的"宜"、"义"即善、义务、正当等"应然"特点,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客观性或事实性,不是以对象的共同固有客观属性为根据的"类",其感性与价值性不分,统一于价值性。由于从价值而非固有性质来认识和规定对象,《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其根本性质不是认知性而是价值性的。     

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科学

一丰富的中国古代逻辑大致可以分为墨家逻辑、正名逻辑和论证逻辑三个传统,但处于主体地位的还是墨家逻辑,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墨家逻辑之中。正名逻辑以名家、儒家的“正名”思想与推知方法为主线,直指宋明理学的“正名”逻辑思想与方法。论证逻辑以王充的论证理论和方法为主体,主要是关于认识事物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墨家逻辑以“类”概念为基础,以“推类”为基本方法,主要推理成分是“名”、“辞”、“说”,主导推理范式是“推类”。什么是“名”?《墨辩》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荀子.正名》说:“实不喻然…     

荀子“后王”非周之文、武等王者新论——兼与裘锡圭、廖名春、陈礼彰等先生商榷

荀子的"后王",既非周之文王、武王,更非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在《荀子》中,"后王"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解。"后"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如"近时之王"、"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如"周后之王"、"后之王者"。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把"后王"很局限地看作历史上具体的某王者,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来反对一意慕古地"法先王",其思想意义就不免被埋没了。     

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

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是按照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在"类"属性或"类"事理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相似性,因此可以由此达彼、由言事而论道的一种推理论说方式。这种方法的特质是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的,其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古代主导的推类"法式",是一个由兽名至祭名、善名、族类名、种类名、法式名的历史的过程,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类型。这种具有普遍适用的逻辑思维方法论意义的"推类"法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思维发展的必然,有其稳定的由"言事"而"言道"的推理结构。其成立的依据是事物类属性、类事理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表明了思维的确定性认识,使之具有了法则的一般规律的意义,使"推类"思维方法的逻辑性越来越明显,推理功能越来越显著。其取法标准既有伦理的标准,也有逻辑的标准,使得先秦逻辑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了伦理化倾向。其思维进程是通过比照事例而分类,进而援类而推。在其大量的实践应用中,"推类"法式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态度上更偏重于精神感受,积淀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它演进过程的梳理,以及对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可以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

荀子将政治秩序之实现诉诸于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的圣王并尊崇之,其间原因既有迫于"今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需要,也有出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荀子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为我们构想了一幅人类生存中"争则乱,乱则穷"的"自然状态"的图景,并认为摆脱"自然状态"、实现政治性秩序的唯一途径,必须诉诸于真正的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因何而必须要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又如何来建立秩序等问题上,荀子为我们呈现出了系统而条贯的思考。     

儒家“仁德”内在理路和逻辑层次

孔子以"仁"为核心建立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使之成为中华传统美德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仁"是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予以肯认与培护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人本性中的道德意识,同时其外推也蕴含着超道德的义涵。基于这种推扩逻辑,本文将儒家之"仁德"归结为立体的四个层面:"个体之仁"、"类性之仁"、"成物之仁"和"本体之仁",这四者之间有机联系、逐层升进,仁爱的对象分别是自我、人际社会、自然界和宇宙本体,四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仁德的推扩原则,这种推扩建基于仁爱之情的感通作用。     

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

孟子的道德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价值根源与道德自觉意志的显现。"四端"之"端",既为端绪又为始点,人通过对当前问题自觉之反省,觉振道德主体内在固有的自觉意志,进而肯定人的自觉意志本然具有成就德性的能力。其次,将内在道德意志畅遂发皇地推发出来。道德认识论之"应然"不必然体现于道德的实践当中,故须有自觉意志的存养之道,亦即自觉之努力,方能充分展露自觉心所含有的德性。最后,"志""气"对扬,须以"志"统"气",以德性自觉意志统括生命情意。总之,在孟子德性思想的脉络中,主体的成德进程是由价值意志内在之自觉,进而扩充以达至本体德性而最终完成的。     

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及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启示

朱熹易学推理的主导推理方法是"推类",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推类"的基本规则,并进一步按照爻变的数量将此规则分为七种具体情况,其中,"二爻变"与"四爻变"的推类规则是通过"形式化"的"例推"方法而得出的。借助西方传统演绎逻辑方法对朱熹的"例推"方法进行辨析,能够对其有更加明确的理解。朱熹的易学"例推"方法所展现出的"公理意识"与"演绎精神"被运用到其"推策数一法"及理学思想当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对探究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发掘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荀子“性”概念的元伦理学考察

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荀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物种之本质与其道德地位的关联研究

物种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地位与物种是否具有本质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本质有关。"物种个体论"是不成立的,由此,物种不具有如生物个体那样的道德地位。"物种多元论"否认物种具有"自然类"的本质,因此,物种也就不具有"类"意义上的道德地位。"关系本质主义"不是真正的本质主义,由此也不能给物种道德地位的确立以确实支持。只有"内在生物本质主义"之"理想的‘DNA条形码’",才能作为物种的"真实本质",由此也才能使得物种具有内在的、天赋的价值,并据此拥有道德地位。维护物种的道德地位,就是维护这样的本质。鉴于物种的其他概念而伦理地对待物种,不是基于物种自身拥有相应的道德地位,而是基于物种之成员及其环境所拥有的相应的道德地位。     

《荀子》“性朴”“性恶”续辨

《荀子》的人性观是"性朴"抑或"性恶",此二者关系为何,是《荀子》人性观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学界对《荀子》是"性朴"说还是"性恶"说的论争,是因现存《荀子》文本中有内在的矛盾。《礼论》主张人性"本始材朴",提出"非道德"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无固定的道德方向;《性恶》则试图论证人性为"不道德"的。这两种人性观的背后,善恶评判方式亦截然相异。《礼论》之性朴说背后的善恶评判,将人类行为分为善的、恶的、善恶之外的三类;《性恶》的人性说则建立在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评判上。评判方式的不同亦可通过《性恶》与《礼论》的修辞印证。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荀子的“仁本礼用”论及其当代价值

<正>大家基本公认孔子创立了仁学而孟子继承之,但对荀子是否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就认识不一了。一般认为,荀子继承的是礼学,甚至将荀子的"隆礼重法"归入法家。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辨析。一、继承孔子,仁本礼用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由其弟子后学继承发展的仁学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构建学说,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     

荀子养心说新探——一种精神修持理论视域下的考察

本文尝试透过一种精神修持理论的视角考察荀子的养心理论。在战国时代的心术思潮中,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的心术理论。荀子提出最好的养心方法在于诚("君子养心莫过于诚"),本文则指出,作为一种心灵修养(养心)的方式,荀子的诚以道德修养(养德)作为理想和目的。并且,在其自然主义人性论背景之下,诚的思想在荀子整个道德修养学说中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意义。本文特别指出,以诚养心的修持过程也正是心逐渐理性化、精神化,进而最终转化为道德理性主体的过程。最后,对诚的实践的分析表明,荀子的诚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内在的心志上专一于对道德理性的信守和贯彻,从而为以心治性的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了主体基础。     

从"性恶"到"先王制礼义"——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兼与霍布斯比较

荀子与霍布斯都是从人性恶的前提出发,基于建立秩序和结束争战的道德关怀,而走向带有君主专制气息的制度构想。但是相对于霍布斯"欲望-自然法-主权者"的结构,荀子的逻辑则是"欲求-圣王-礼义"。这种逻辑扭曲,给荀子的学说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