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解放、劳动主体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阐释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个人权利、资本人格和有限政府为核心建构起资产阶级统治的一般理论框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三个政治哲学命题:"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命题,以"阶级解放原则"取代"个人权利原则",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原则;"消灭私有制"命题,以劳动取代资本,复归劳动及劳动者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地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命题,用"自由人联合体"重构了个人原则与共同体原则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通过这三个命题,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原则的改写、政治哲学主体的倒转和政治哲学理想的重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穆拉德:"福科之后:一个新的权利形式"

福科在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中设想了建立一种"新的权利形式"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一权利形式将克服传统的政治哲学概念的缺点,尤其是克服个人对"惩戒技术"(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的服从.福科的批判揭示了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法律约定与当代社会实际生活的异化之间的矛盾,但他本人没有提出这一"新的权利形式",而其他学者根据福科的批判所做的尝试也不成功.     

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阐述者是约翰·密尔(John S.Mill,1860—1873),他的篇幅不大的名著《论自由》的主旨即致力于划清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强调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继承了密尔的基本观点,并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作了新的阐发。由于学科分工更为细致,理论家们在阐述自由主义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经济哲学而言,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当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美国哈佛大学的罗尔斯和诺齐克的地位突出;在法律哲学方面,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德沃金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权利学说;在     

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忠诚缺失及其对策

民主制度需要公民的政治忠诚.西方民主制度下却出现了公民政治忠诚的缺失现象,它使公民公共意识缺乏、个人权利得不到更好的保护和国家利益遭受损失.它的造成既有民主制度自身的原因,又有民主制度之外的原因.由于西方民主制度下公民政治忠诚的缺失与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话语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只有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话语,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公民政治忠诚才可能产生,民主制度才会健康地运转.     

"自由至上主义"如何为国家辩护--以诺齐克国家观为例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自然权利在道德边际约束作用下、在利益目标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的市场中逐步产生的,所以,国家对任何个人保持中立.与此相对照,功利主义与契约论的国家观实现的只是"仅仅以人为工具";无政府主义则把"以人为目的"虚拟化.然而,依据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国家观的逻辑,其"最小国家"应弱化为"非模式化国家"更为合理.     

两种自由的定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自由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它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即自由主义的自由。自由主义抽空自由的现实物质根基,鼓吹静止的、形式优先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质的而非形式的自由,认为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不能在逻辑童话中长成而只能是历史呈现的;实现自由的现实手段只能是以发展为关键词、以生产实践为主的历史活动,而不能依赖"自由意识的进展"或纯粹精神的自我运动。真正的自由要求克服他物、他人和自我心智缺失的三重强制,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马克思历史哲学反复申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掩蔽性管窥

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既有"共相",也有"异相"。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其特征是全面扩张的市场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间的互相嵌入,表现出泛市场化、非政治化和权贵化的倾向。新自由主义思潮存在着以自由贬低民主,以经济自由化约个人自由,以"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观念谬误。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以公民资格为焦点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很多方面,但以公民资格为焦点来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自由主义以个体价值立论,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而社群主义则以群体价值立论,重视社会公共善的达成.这两种公民资格观所标榜的公民精神都在不同方面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应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礼仪做起,培养和塑造以宽容尊重、平等交往为主要人格特征的新时代公民,由此,政治民主生活中负责任的好公民才可能产生.     

论权利与美德的相容性

在西方政治伦理学术史上,有许多学派认为权利与美德是不相容的。有些社群主义者认为权利主张会导致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人,而陷入自私自利,国家越倾向于保护个人权利,人们就越少可能成为有美德的;而有些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鼓励和促进个人的美德的塑造培养,就会造成权利的侵犯。实际上,权利与美德有着基本的同构性,它们都致力于服务于我们对好生活的追求;权利的实践使我们能批判性地反思社群的健全价值,从而为我们自觉参与社群生活实践,进而塑造自己的美德提供价值前提和广阔的空间,所以二者从根本上说是相容的。     

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它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和个人思想在梁启超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而中国化或中国近代化了自由从个体性质的话语变成了集体性质的话语,由纯粹的个人范畴变成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范畴,由主要是个人自由概念变成了主要是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和群体自由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