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共融教会论:定义、历史及卢巴克的观点

在上世纪80年代,"共融"(communion)一词逐渐取代"天主子民"(People of God)成为天主教神学家解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论的核心概念,随之而来的是"共融教会论"(communion ecclesiology)在天主教教会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本文首先将诠释新约以及神学史中的"共融"概念;其次将考察"共融教会论"的定义和特征,并从东正教及天主教传统出发梳理共融教会论在近代出现以及在天主教会内部确立的历史;最后将阐明此教会论的代表——天主教神学家卢巴克(Henri de Lubac)的共融教会论思想。     

在教会与国家之间:东正教政治理念辨析——兼评俄罗斯教会之依附性悖论

长久以来,东正教在政教关系层面具有"依附性"的观点一直为国内学界所认同,甚至已经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演化为解析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重要范式之一。本文对前述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被学界泛化为解释工具的依附性政教关系,并非东正教之原初政治理念。后者缘起于拜占廷帝国,是由东正教的"出世性"价值取向所界定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尊崇世俗权威的表象之下,所彰显的是"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与之相对,自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更倾向于在行政意义上突显世俗权威的核心地位,进而使其政教关系陷入了某种依附性悖论:即教会对世俗权威的行政依附程度愈深,则对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感就愈加弱化。     

教会是一(续五)

<正>关于教会合一,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教会的一性是在三一上帝的爱中以基督为基础,而不是以任何历史或文化的因素为基础。实际上,在新约圣经中,地方教会的差异性并不损害教会的合一。相反,具有独特性的不同地方的教会同有神的呼召,并在不同的文化与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教会的合一是多样性的合一,而不是统一。根据《天主教教理》所说:"教会在其起源上是唯一的,'这个奥迹的至高典范就是父子圣神一个天主于三位之中'。教会在其创立者方面而言是唯一的,'降生成人的圣     

教会合一运动视阈下西里尔的“合性论”思想研究

亚历山大圣西里尔的“合性论”思想是“非卡尔西顿教派”的东方正教会与“卡尔西顿教派”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20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对话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议题,是双方分裂10多个世纪以来实现神学和解、重新走向联合的思想基础。本文在考察核心词汇“本性”与“本体”的含义和用法之后,将详细介绍“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的神学内涵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分,以便随后分析东方正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合性论”思想中实现神学和解的原因,而在最后部分,将探索性地探讨“合性论”基督论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启示。     

关于“教会以外无救恩”

在天主教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前,教会的传统和普遍观点都认为天主教会是唯一能救赎人类的方舟。我虽然没有追溯过这一观点的起因,可能与教会早期教父奥力振(origen,约185—254)和西彼     

论20世纪50年代中华东正教会的境遇

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华东正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在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外部环境异常严峻;内部斗争复杂尖锐;中俄关系恶化;教会中的人员、经费、教堂情况非常困难。同时,在中国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也为此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劳动。"中华东正教会"特殊之处在于,她的命运是由中俄两国内部的政教关系和中俄两国间的国家关系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中俄关系的阴晴冷暖是决定中国东正教自治之路兴衰成败的主导因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东正教"中国化"的时机不成熟。     

试论神学和世俗两种力量对基督宗教教会的影响——以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为例

本文以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发展历史来观察宗教内部力量和世俗力量对教会发展的影响。在教父时代,神学和礼仪成为主导各地教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导致了早期的两次分裂。而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中,神学和政治所起的作用是相当的。在伊斯兰统治时期,政治力量几乎决定了教会的发展。在近现代社会,神学和政治力量对教会的影响都在持续减弱,而教会的本地化与全球化,教会的规范化,教会间的竞争、对话和合作,则日益成为主题。     

迈向合一——《世界信义宗联合会与罗马天主教有关成义教义的声明》初探

大祭司的祷文(约17:20-26)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特别关注教会的合一性。但不幸的是,教会的历史竟然是一部分裂史。1054年,教会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517年,由天主教分裂出新教。在新教自身内部,也有形形色色的分裂。迄今为止,教会仍旧没有达到合一的地步。1999年世界信义宗联合会与罗马天主教签署了一部对于两者之间的合一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文献——《世界信义宗联合会与罗马天主教有关成义教义的联合声明》。这是双方在迈向合一道路上共同努力的成果。本文尝试对该文献进行解读,从而挖掘教会合一之可能性的模式,以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有所贡献。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及特点

在近代中国活动的西方教会,主要是基督教所属的三大教派,即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修会或差会(简称新教)。它们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及协议。各教派购置地产的规模和数量相差悬殊,方式、用途迥然各异,因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     

教会和文化

前言 中国天主教会和中国文化已经是一个长久探讨,研究,但仍无最终结果的课题。许多文人学者都对此产生过兴趣并作了一定的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并不全面,其行动还是很好的,至于他们的目的如何并不是我应该猜测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到底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圣教会中的工作人员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对在社会上有一定文化,一定思考能力的人又有何影响呢?许多过去的传教士也曾花尽心血在思索这个问题,但那些先他们的中国文人学者对教会早己产生的看法对他们又有多大的帮助呢?《中国天主教》杂志也刊登过     

为教会合一创造条件——改正不正确的译名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使徒保罗特别强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弗4:4,5)。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基督的教会不幸分为三大派别:公教会(即天主教)、正教会(东正教)和新教会(在中国旧称“耶稣教”,也称“基督教”)。一百年以来基督教中有     

教会应维护信仰的圣洁

正因着天主的恩宠,中国天主教会获得了社会和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对教会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然而,这也让教会必须面对世俗更多的挑战。首先,任何宗教都有社会属性,天主教也不例外。如教会神职人员的家庭、社会关系,天主教与社会、政府的关系……因此,家庭、社会中的一些错误立场、观念和习惯就可能影响到教会活动,动摇教会的信仰根基。     

东正教圣像崇敬的神学基础研究

圣像是一种独特的宗教艺术,是东正教和天主教重要的教会传统。然而,两者对圣像的理解,圣像在各自教会传统中的作用仍具有一定的差异。东正教会较之于天主教会更为强调圣像的神学内涵,礼拜仪式的意义,因此形成了不同于天主教圣像的一套独特的艺术表现原则,以及东正教对圣像理解的理论学说。本文在众多神学家对东正教圣像崇敬阐释的基础之上,认为东正教圣像崇敬具有四点相互依存的神学依据:(1)圣传与传统的关系,圣像是再现圣传的一种视觉表现传统;(2)《圣经》诫命的内在一致性,圣像的"原型说"和圣传的批判性很好地解决了《圣经》禁止人造像的"悖论";(3)圣像表现的是神化的人和变容的世界的像,与原型不是本质一致,而是与原型相似;(4)"心智"与物质的关系,东方教父认为通过"心智"内观上帝离不开物质的中介,需要相似的东西,首当其冲的就是表现道成肉身的基督像,已经神化的圣徒的像。总之,东正教圣像崇敬最主要的根据在于道成肉身,捍卫圣像崇敬的传统,在东正教会看来就意味着捍卫信仰的根基。     

港澳台、海外教会消息

同颂弥赛亚,迈进千禧年 为迎接第三个千禧年——公元2000年的来临,香港教会(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将于1999年12月31日至2000年1月1日联合举办一个跨世纪的基督徒祈祷聚会,通过祈祷、分享和颂赞(弥赛亚),彼此藉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里齐心和香港市民一起迎接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出走与回归: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变迁北大核心SSCI

十月革命后,东正教遭到苏维埃政府的压制。随后在三年的俄国国内战争中,大批保皇派东正教人士随落败的白军逃离海外,并于1920年正式成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最高管理局,由此开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长达八十余年的分裂。而后由于出现了对教会管理权与教区自治等问题的分歧,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出现分裂,最终形成以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以巴黎为中心但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西欧主教区和以纽约为中心的北美高级主教区。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得以相对自由地保护和传播东正教传统文化,并且成为俄罗斯移民的精神支柱。     

从陪同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代表团想到我国教会的妇女事工

1989年1月,我曾在《天风》上发表一篇短文——《进一步开展我国教会的妇女工作》,是在陪同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南京、北京三个城市后,有所感而写的。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是亚洲和大洋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妇女的组织。     

辩护与疏离:汤若望与《主教缘起》研究

汤若望(Johann Adam von Bell,1591-1666)在华传教经历被其撰修历法之贡献所掩盖。汤若望通过撰写汉语天主教著作向晚明士人介绍更加完整的天主教教义,尤其是有关基督论的内容。汤若望在《主教缘起》这部著作中,详细介绍了天主教的天主论、天神论、灵魂论、教会论以及基督论等内容。在论述之时,汤若望又对佛教、宋明理学展开批评,针对有关天主教教义的疑问或误解展开详细解释与辩驳。《主教缘起》是理解汤若望护教思想的重要文本,其特征是诉诸于天主教传统、《圣经》权威,并提出了对儒家思想极富挑战性的观点。     

俄罗斯学者谈当代俄罗斯宗教与国家关系问题

1996年5月7日上午9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曼诺夫·亚历山大博士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作了题为“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与国家关系”的学术报告。 他首先介绍了历史上东正教的几次改革,指出俄罗斯文化是一元文化,即东正教文化,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哪里有俄罗斯人,哪里就有东正教。目前俄罗斯即将举行大选,各派政治势力都在积极拉拢东正教会。东正教会对此感到非常为难,一方面教会不是在天空中生活,要与国家协调一致;一方面又不想成为政治家们利用的工具。在斯大林时代,东正教神甫们曾被剥夺公民权,成为社会边缘人,而现在俄国政界却把东正教会置于社会中心,各派都想利用它。鉴于上述情况,东正教会规定:限制教会神职人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个人可以参政、演讲,但不能代表教会。     

时间的经济伦理学:中世纪基督教会视域中的“出售时间”问题

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高利贷禁令引导着经院学者的高利贷论,而高利贷论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延及经院学者的时间意识,如此,"出售时间论"诞生并成型。"出售时间论"首先是一条反高利贷论据,指"出售上帝的时间",其历史演变关乎教会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时代因应,同时关乎教会的时间观,与前代后世深层关联。"出售时间论"不仅涉及"时间"问题,还涉及"劳动"问题,二者在逻辑上有机交联,此为以往学者所低估。商业实践催生了城市的时间观,然而这种观念有待经院学者接受并使之进入教会视野,才得以确立其合法性,成为推动"上帝的时间"与"个人的时间"相区分的动力。对此,以往研究未能予以充分考量。以"利息史"角度观之,经院学者认可商人—贷者的收益补偿即"劳动收益补偿",其意义甚至盖过了对"劳动收益补偿"本身的认可,具有时代性意义,此与以往看法不同。前述两种时间的区分,预示着教会在高利贷论、经济伦理和时间观念上的时代性变动,蕴含一个新的时代指向,然这些终归属于特例,其整体性、根本性变动,尚待后世。     

教会是一(续七)

<正>在三一论的框架下寻求教会合一坚实的基督论基础和圣灵论活力,是中国教会在走向合一进程中需要有的深层教会论探讨。坚实的基督论基础和圣灵论活力既可以保证教会涵括丰富多样的信仰和礼仪传统,同时又能够保证教会是真正的不可分裂的"一",因为一主、一信、一洗是教会的共同信仰。因此,教会的"一"是多样性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