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自创立完善后,其中的治世功能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董仲舒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一套神学化了的新儒学体系。在其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使汉代的法律在司法、立法、民事、刑法原则等领域逐渐儒家化。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礼记》的礼治主义思想

<正>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其成书的时间跨度较长,历经战国秦汉之际以至汉初。今存《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则是汉代经学家戴德、戴圣据之删辑而成的。这在学术界几成定论。《礼记》本非一人所作,故内容十分博杂,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则涉及政治、伦理、文化、教育、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它在思想理论方面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广泛的改造和发挥,上承先秦孔、盂、荀,下启汉代董仲舒以至《白虎通》,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礼治主义构成了《礼记》的思想核心。它是在继承孔、孟、荀礼治主义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成为先秦礼治主义思想的集成和总结。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礼记》中的礼治主义思想做些考察和分析,以期促进对于儒家政治思想学说的探讨和研究。     

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内在构造解析

在儒家生活理念中,道德是生活的前导和感通性力量,该生活样态可定名为“德感生活”。在思想生态的历史变迁中,“德感生活”的理论重心也经历了从“礼”向“理”的转变,生活理性的反思面也从显像层转向潜隐层。先秦儒学重“礼”,反映在生活观念上就是先秦儒学倡导礼治生活,要求对生活事象的形式化引导,德感生活表现为对外在规范的重视;宋明儒学重“理”,更相信内在道德性的力量,表现为生活的性理化、道德的内向化。“礼备德盛”、“穷理明德”是儒家“德感生活”的两种诠释类型。在现代生活情境中汲取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精神,切入当下生活情…     

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及其影响——以孝亲类案例进行探析

汉代“以孝治天下”,利用教化、奖惩等手段,采取“以孝人律”的强制措施,极力推行儒家孝伦理,孔子原始儒家之孝论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孝亲案例探讨孝伦理的异化,有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孔子孝论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儒的区别,正本清源,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服务当今社会。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

在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礼治一直充当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盛大的王朝更是如此。对于儒家的礼治思想,我们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一儒家主张“为国以礼”[1],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这样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可以称为“礼治”。“礼”对于治理国家具有总纲、大法的意义,这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共识。如“礼,国之纪也”;[2]“礼,王…     

从《战国策》看战国时期社会风气与思想倾向

《战国策》中的思想极其复杂，被称作“畔经离道之书”。《战国策》暴露出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一面——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仁义廉耻等儒家通常所谓的美德，跟很多战国策士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是，也正是在这样宽松自由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与意识由百家争鸣渐渐向儒家的标准合拢，价值观由多元化向一元化靠拢。儒家的价值观正在悄然地受到尊重。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意识基础。     

老子的道德观

老子的道德观艾畦凡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老子是反对儒家所维护的道德准则的。老子极力反对儒家着力提倡的“仁义”,尤其激烈地抨击儒家十分注重的“礼”。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意思是：只是当“大道”...     

“法天而行”:董仲舒天论新识

汉儒领袖董仲舒的天论不是源自孔子原生儒家 ,而是来源于墨家思想。天是一把“双刃剑” ,既对君王地位的巩固有利 ,又对君王权力存在着强有力的制约。如何实现对君王权力的有效制约 ,这是董仲舒天论的终极目的。董子天论的文化史意义主要表现于 :(1 )将仁义忠孝等伦理观念纳入天人系统中 ;(2 )自董子以后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 ,成为一不可移易的深层文化心理 ;(3)董子天论丰富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精神 ;(4)董子天论使大一统观念真正得以确立。     

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

礼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为人处世修身立德的规范,更是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故儒家社会思想实以礼治为本。自周公以来,儒家的思想就是以道统制衡政统。后世不少人误解认为儒家的礼治是一种人治,缺少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其实任何一种管理,都不可能脱离人治,也不能完全依靠法治。本文通过分析儒家的理论和治国实践,指出儒家的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方式和一种国家根本意识形态。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法治的巅峰,然而造成了人民没有自由,社会风气堕落,迅速灭亡。民主有其与生俱来的平等主义的缺陷,西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并不仅仅是靠法治,更有隐微的也更基础的人治成分,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儒家重分别、尚节制的礼的精神,以及附丽其上的礼治,是抵抗民主滑向多数的暴政、法治流于机械无情的最好的堤防。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王克奇墨子思想上承孔子,下启老子和韩非思想。孔墨皆法先王,重经典,以仁义道德为价值取向。“兼爱”对“仁爱”的超越,形成了儒墨两家的区别：儒家重视“仁义”的自娱作用,墨家则注重“仁义”的利他作用。墨子与老子在学术上的先后继承...     

陆贾的“无为”观及思想史意义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汉初"无为"政治源自黄老道家,而陆贾的"无为""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理所当然属于黄老道家。其实,其"无为"是以儒家"道德导向无为"为主干,以道家"自然无为"、法家"法术势无为"为补充。这为重新审视汉初"无为"政治的思想渊源及儒学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新视角。汉初"无为"是道、儒、法三家"以秦为鉴"提出的相似治国之策,故"文景之治"仅仅归功于黄老道家显然不妥,儒家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样,汉初儒学也并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处于在野地位,而是早已开始和王权结盟,"独尊儒术"只不过是二者结盟水到渠成的最终结果。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论董仲舒与阴阳五行学说的政治化

阴阳五行学说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齐人邹衍将之与朝代的兴衰更迭联系在一起,随后,汉代的董仲舒又将儒家的仁义、伦理等因素与之结合,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     

儒家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现代价值

儒家主张的“为国以礼”,是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这样的政治实践可以称为“礼治”。然而对于传统的礼治思想 ,人们以往多持批评态度。如何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和方法对这一重要的传统思想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清理 ,使之对现代文明的进程有所裨益 ,应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且重要的课题。本文所要着重论析的 ,便是礼治如何通过道德教化的内在机制 ,实现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用 ,并通过对此机制的分析 ,揭示传统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以期对现代社会的稳定与现代文明的构建有所裨益与借鉴。一、礼治、法治与人治——问题的提出在讨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