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南朝的儒学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玄学、佛学的冲击,已频于消歇。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自西汉以后从未动摇,只是一度削弱过。一切试图有所作为的帝王,总是关心儒学的发展和运用。通常人们把南朝帝王,尤其是梁武帝奉佛看得极为严重,并得出梁武帝因佞佛而亡国的结论。其实,处在南朝战乱频繁,佛、道思想流行这一历史时期的梁武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贡献。南朝经学以梁代最盛,也最具特点和代表性。这与梁…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南北朝礼学盛因探析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礼学尤明”时代。本文立足社会现实,围绕君权、族权的巩固,展开对当时礼学盛因的探析。以为战乱后重新整合社会秩序,离不开礼仪的实施及礼学的教化。其间,帝王意志起了很大作用。而南北朝为宗族社会典型期,宗族对等级亲疏关系的重视,也导致礼学的发达。另外,文章认为南朝礼学的兴盛,也是儒学与玄学佛教相抗争的结果。玄学佛理的流行,促使儒士经师加紧对儒典的深入研究,礼学则为儒学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北朝社会各阶层因其特殊的条件,更加热心于儒学的教化工作。最后,文章又从经学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去解释礼学兴盛原因。以为郑玄《三礼注》起了重要作用。     

梁武帝《会三教诗》浅析

南朝梁武帝在儒道佛三教关系上主张三教同源论和三教会通论,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的《会三教诗》中。《会三教诗》首段自述少时学习周孔,第二段谓中年之后开始观看道家典籍,第三段说后来研究佛教,第四段说由于众生充满分别之念而形成儒道佛三教的浅深不同。《会三教诗》篇幅虽然短小,但却是梁武帝对宗教有关儒道佛三教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深入解读这首短诗可以成为了解梁武帝三教会通思想和他在位时期宗教文化政策的终南捷径。     

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是个帝王兼学者的“特殊”人物,他的“三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在佛学上,他倡导涅槃佛性论,中心命题是“神明成佛”说。“神明”并非印度佛教的“业识”,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鬼神、灵魂的别称。他的佛学又以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并以“忠孝”为善恶的枢纽。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佛、道两教作为补充,但却“不以法妨俗”。他的“三教同源”说以“心”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为三教共同归趣。从治国愚民的需要出发,梁武帝以“两界”、“三教”的当然首领自居,依据儒家纲常伦理原则,“创造”地汲取和改造了佛、道两家的义理,在儒、佛融合历史趋势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一些年来,对韩愈所建立的儒学道统论,众说不一。现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以儒排佛的实质是倡兴 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一般认为,韩愈兴儒排佛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起一套儒家的道统论,以此为思想武器,坚决地反对佛道二教。这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仅仅是现象,并非实质,韩愈不是为了反佛老而反佛老,而是通过反对佛老,承继和兴复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论康熙的儒学观

<正>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如同清初康熙帝那样视“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并于国务活动之余,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讲求的帝王,实不多见。儒学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进,显然不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帝王的好尚,往往又会给儒学的发展以重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清初的康熙帝就是     

论一种涉佛的儒学——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皇侃身处佛学风行的时代，其涉佛的思想可以提供一个管窥六朝儒学的独特形态、了解彼时经师如何巧用外来异质思想实现儒学的重新定位和自我调适的良好视角。佛学对皇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诠释方法上，透过经文来体察圣贤的境界，并尝试用玄理与佛理来呈现其内在世界，与玄学一同促成了更为内向化的诠释思路。在诠释内容上，不同于传统经学叙事从政教风化来理解教化，皇侃用“应机作教”的佛语勾勒夫子的人师形象，意在促成儒学由政而教的转型。     

论梁武帝之亡国并非由于佞佛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他既是创业之君又是亡国之君,历来世人每把梁末的社会动乱及灭亡,归咎于梁武帝的佞佛。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现分析如下。首先,佞佛是南北朝的共同风气,并不只是梁武帝时独有的现象。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到南北朝,进入一个兴盛阶段。南朝帝王,大都尊崇佛教。宋文帝曾对何尚之等人说:“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朱熹与《太极图说》

<正> 朱熹和他的先驱周敦颐·二程一样。出入释老,把佛道哲理输入儒学之中,铸造成新的儒学体系,从而真正实现了儒学独尊的梦想,统治中国社会达七百年之久。人们正确地指出,没有对佛学的吸收,就不会有宋明理学。但是在一般分析佛道二家在朱熹理学形成中的作用时,人们似乎比较偏重于佛学,而对道家道教哲学在朱熹理学形成中的地位作用,则限于一般的提及,而缺乏较细致的分析。本文仅就这一方面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一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独尊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既保留了儒学热     

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内在超越

中国儒学非常重视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也不乏超越性的宗教感情。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它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而且不断吸收佛、道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都显示出鲜明的宗教特征,发挥了相当的宗教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国儒学的宗教性特征表现出具有不同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特点,西方宗教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宗教信仰关系,追求灵魂不朽的外在超越;中国儒学则以其特有的内在道德的超越形式,以宇宙本体为本原,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反映了一种力求在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意义上超越现世的宗教品格。     

儒家经济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孔门理财学》为中心

近代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不适应之处。陈焕章为建立儒学与现代性的关联,在《孔门理财学》中,他重新诠释了儒家传统的义利关系,阐发了新的四民观,使儒家经济思想变得切实可用,并能够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焕章对儒家经济思想做的现代诠释,一方面是想要达到保存儒学、昌明孔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在试图用儒学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希望以儒学的经济思想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追求保存儒学和走向现代化问题上的双赢所做的努力。     

梁武帝统治述论

梁武帝统治述论许辉在东晋南朝２７０年（公元３１６—５８９）时间中,封建帝皇统治时间最长的要算梁武帝萧衍（５０２—５４９）;在南朝政权更迭的开国帝皇中,比较有作为和具有特点的,也要算梁武帝。在梁武帝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时间内,南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出...     

《易传》的宇宙图景与三个理论层面

在儒学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构成中,《易传》最显著的特色和价值,是它为儒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周延的自然哲学的宇宙图景,弥补了孔子儒学的学术内容上的主要缺陷。《易传》的宇宙图景是通过解说八卦或六十四卦这个独特的逻辑框架而表述出来的,并且显然是感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样三点:     

论隋文帝与隋代的儒学

<正> 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从魏晋南北朝的衰颓中发展宏大起来,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和发展阶段。所以,史学界长期以来否定隋文帝对儒学发展的作用,实非中肯之论。其实,处在隋代这一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的隋文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执政期间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的贡献。可以说,儒学在隋唐时期一改消沉局面,再度振兴于     

“终极关怀”与“超越之路”上的从歧异到趋同──论宋明新儒学的伦理本体化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其影响(上)

宋明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宋以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在思想内容、理论结构、学风旨趣上的不同于先前儒学的一切特征都来源于它的伦理本体化的思想倾向。而这一点是儒、佛两家长期互渗交融的产物。众所周知,儒家重伦理,佛教讲本体,“伦理本体化”意味着中、印两种文化传统,儒、佛两种思想体系在形而上的高层次中有了一定的统一。这使佛教避免了像摩尼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那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融入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的直接前承是以伦理本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宋明新儒学,而中国近现代…     

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关系考——兼论周敦颐的本体论思想

本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考察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的流传情况 ,以及历来对两书关系的争议。下篇论述周敦颐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认为周敦颐之所以能成为理学开山之一 ,主要表现在他努力尝试从本体论角度建立儒学的宇宙论和心性论 ,使儒学能够开始真正从本体论层面上回应来自佛道二教的挑战 ,并且为宋明理学初步提供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的理论框架。     

“儒佛不二”的中国化佛教——“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无论是研究中国佛教还是研究儒学,都不能不关注"儒佛关系",这基本上是学界的一个共识,然而,共识归共识,与此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也就是专门以"儒佛关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却是少之又少。尽管每年儒学和佛教都要举办很多学术研讨会,但儒佛双方好像都没太把"儒佛关系"放在心上,以至于弄得"儒佛关系"掉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境地。儒学方面觉得谈"儒佛关系"有损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