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学说的东传及其影响

<正> 近年,我在研究日本古代都城是模仿中国都城原型的过程中,发现从藤原京、平城京遗址中出土的许多木简和陶器上的墨书习书也与孔子学说的东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结合日本考古发现谈谈孔子学说东传及影响。一孔子的思想核心和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反映在由其弟子们所辑录的《论语》一书之中。《论语》的东传,实际上就是孔子学说的东传。现在看来,孔子学说在日本的传播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和渠道,这在文献上是有案可稽的。据现     

孔子在国外的影响

日本 公元二八五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带去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这是孔子学说传入日本之始。 公元七世纪,日本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除了第二条外,多为儒家思想。如第一条便是“和为贵”。大化革新和大宝令的内容,有许多也是以孔子思想为根据。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     

探析近现代日本作为方法的《论语》研究——从武内义雄、和辻哲郎到白川静

"作为方法的《论语》研究"不仅拓展了《论语》及孔子思想的跨时代生命力与跨文化视域,其自身亦可成为能动的主体来推动研究者主观立场下的哲学、思想或学说。近现代日本哲学思想家武内义雄、和辻哲郎、白川静的《论语》研究亦呈现出作为方法的一个侧面。武内的《论语》研究奠基于文献考据学与思想史学,并以后者阐明《论语》最古层的思想,借此建构自身的中国思想史。和辻的《论语》及孔子思想研究虽采武内的最古层说,但对《论语》结构的分判与武内不同,而采自身伦理学的立场,其判释基准并非"思想的变迁史",而是"在于关系(共同体、共同文化圈)之中"。不同于前两者,白川静以自身文字学体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观来研究《论语》,认为孔子的思想不应和殷商以来的宗教、巫术完全切割。此种带神秘主义色彩的孔子形象与武内、和辻的作为理性主义者或伦理学家的孔子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论语》辩证法与现代文明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人之一。孔子的学说和世界其他伟大人物的学说一样,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精华也有糟粕,对现代文明有用的部分我们要发扬光大,糟粕部分我们要予以批判。孔子的学说是以仁爱为核心,以学习为主线,以笃行为依据,以大同为目的展开的。本文拟从“学’牢入手阐述孔子的治学辩证法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曰、孔子在《论语》中关于学与知的重要论述正确解决了学与知的辩证关系。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的忠信之道

<正> 忠、信是孔子倡导的重要的道德原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下只注篇名)在孔子和儒家那里,忠信常联合为一个概念,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公冶长》),“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忠信,所以进德也。”(《周易·文言》)陈淳在《四书字义》(即《北溪字义》)中把忠信单独列为条目,足见忠信在儒家学说构成中的重要。     

试论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贡献

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礼乐文化。因此,对孔子的礼乐观作文化学上的探讨,实在是研究孔子思想乃至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课题。 研究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礼乐文化的贡献,离不开《论语》中有关礼乐的言论。《论语》论礼乐,或单言礼,或单言乐,或礼乐连词,或礼乐对举。现简要摘举如下: (一)单言礼共57条。例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略论孔子之“兴”

<正> 在孔子之前,《诗》一般是被当作历史文献和典礼、“言志”以及外交辞令等方面的教科书,自从孔子提出“兴于《诗》”(《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和“《诗》可以兴”(《阳货》)以后,《诗》的文学特征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孔子之“兴”标志着我国古代在文学意识方面的第一次觉醒,是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命题。     

苏轼《论语说》钩沉

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不只是文学大家,而且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刻研究。苏洵参与编撰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苏轼撰《易传》九卷、《书传》二十卷、《论语说》五卷,苏辙撰《诗集传》十九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明代焦竑很重视苏氏解经的成就,竭力搜求,编成《两苏经解》。有万历二十五年毕三才刻本和万历三十九年顾慥刻本,其间独缺苏轼《论语说》一种,甚感遗憾。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也未见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说:“今未见传本”,“其说亦不可复考”(《论语拾遗》条)。可见明清以来,书已失传。我发现宋、金以来的某些书里,尚保存有此书的佚文和有关论述,可见一斑。朱熹说:“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苏轼也“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东坡续集·与滕达道书》)。不舍杯土,泰山得以成其高;不辞细流,黄河得以成其大。值此深入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之际,谨将苏轼有关《论语》的论述,钩稽排比,按《论语》篇次辑为一编,冀使苏轼《论语说》得以重见天日。虽不为完璧,而于百家争鸣中亦可窥见苏氏对孔子学说的研究心得。不当之处,识者指正。     

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实质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历经起步学习期、探索发展期和走向深化期三个阶段。综括三十多年来从传播学层面研究孔子及《论语》的著述活动,大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研究方向:一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史实研究;二是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三是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语境下孔子及《论语》的价值转换研究。准此,由改革开放以来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进程看,成绩和不足并存,学界应纠弊趋新,开创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之新局面。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近年来,有两个问题一直在脑里萦绕:一是孔子及其学说(包括后世儒家)为何在海内外一直有那么大的影响?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尊孔子为“圣人”。朱熹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他甚至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现代,又有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人物台湾居多,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推崇孔子、朱熹、陆、王,为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文化而呐喊。在国外,伏尔泰(1694——1778年)称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魁奈(1694——1774年)认为希腊哲学大大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之七贤”,可见对其学说评价之高。而现代,美国《人民年鉴手册》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     

日本关于《论语》撰者与编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

<正> 一、《论语》一书的撰者与编纂方式《论语》的撰者与编纂方式近来日本方面比较出色的研究不外藤塚邻说(弘文堂刊《论语总说》)、武内义雄说(岩波书店版《论语之研究》)、以及津田左右吉说(岩波版《论语与孔子思想》)三者。这三说各有特点。藤塚的说法随明代罗喻义与清代崔述之说,认为:(一)论语一书分上论十篇与下论十篇,下论十篇中前五篇与后五篇又互有不同。(二)从《论语》诸篇性质上说,全部二十篇各具特征,下论的后五篇中新异的成分尤多。(三)二十篇依次可看出有由精向粗发展的趋向,对编者的苦心孤诣给以高     

孔子与瞽者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见齐衰、瞽者 ,虽童子必变。”这一记载本之《论语》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 ,见之 ,虽少必作 ;过之必趋。”(《论语·子罕》)“(孔子 )见齐衰者 ,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 ,虽亵必以貌。”(《论语·乡党》)何谓“瞽” ?为什么孔子特别尊敬“瞽者” ?《论语》郑笺云 :“无目眸谓之‘瞽’ ,有目无眸子谓之‘瞍’ ,有目眸而无见谓之‘蒙’。”“蒙”、“瞽”、“瞍”统称为“瞽” ,即今所谓盲人。注疏曰 :“齐衰者 ,穿着孝服的人 ;冕衣裳者 ,大夫 ;瞽者 ,盲人。夫子见此三种人 ,虽少 ,坐则必起 ,行则必趋 ;…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行笃敬”

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儒学国外美名扬

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日本近则有“一手拿《论语》,一手拿计算器”的佳话。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政界、企业界人士均开宗明义地坦称其成就归功于中国的儒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东亚“孔子文化圈”内国家和地区的业绩,使明末起传入欧洲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儒学,再次受到重视。欧美大国对儒学的研究正在深入展开。     

近年来英语世界有关孔子与《论语》的研究(上)

一《论语》新近英译本的问题及其评论孔子(Confucius)与《论语》(The Analects)的思想及相关问题,一直是英美汉学界思想研究的重心之一。随着儒学(Confucianism)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对于亚太圈的经济增长提供意识形态基础之可能性的日益呈现,远在美国等西方汉学界的学者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变得更为关切,《论语》众多新英译本的产生就是一件值得尤为关注的事情。就这些《论语》新英译本及其相关问题,郑文君(A liceW.Cheang)专门写了一篇《大师的声音:论孔子〈论语〉的阅读、翻译和解释》的论文,[1]为我们提供了西方汉学界有关《论语》的翻译…     

孔子的尚义思想和义务论伦理学说

《七略》论儒家思想特征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崇仁尚义是儒家的一般思想特征,也是孔子的思想特征。但是《论语》一书,义字出现次数不多,据统计《论语》中义字仅24见,其中6个还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同时《论语》中也未见孔子师弟讨论义的记载。上述两点,使人难免产生孔子不甚重视义之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是很重视义的,尚义思想在孔子的伦理学说的建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性命说——由孔子到思孟

子思是孔子之孙,又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可是子思言性命与孔子不同,倒与他身后的孟子接近。可以说子思的性命说违背了孔子,启发了孟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已,孟子则大讲性善,变化不为小,其间子思起了大作用。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意谓孔子常讲如《诗》、《书》、《礼》、《乐》等属于硬件的东西;至于深层的,属于软件的东西,如性与天道的精义,孔子不讲。子贡所言可能属实,《论语》二十篇记孔子语至多,而记孔子言性者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两句。《论语》记孔子言…     

《论语》“中庸”义辨——与乔卫平先生商榷

<正> 近读乔卫平先生大作《<论语>“中庸”证异》(见1988年第四期《孔子研究》,以下简称乔文),获益匪浅。然品赏之余,又觉得其中关于《论语》之“中庸”是借喻西周礼乐制度的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庸”旧训“中用”(中道之实用)或“中常”(中道常道)皆可,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