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生徂徕的孔子观——从“圣人”到自画像

随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中国儒者推崇孔子的传统也随之传入日本。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却与其他的儒家学者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孔子观。由于徂徕认为自己不是圣人,所以不能凭借私意来判断孔子是否为圣人,只好随众一起姑且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所以徂徕认为孔子是"传礼者"或传道者。而徂徕认为自己同孔子一样也是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即当时的日本,所以徂徕也将自己定位为传道者;加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同孔子十分相似,所以徂徕也以日本的孔子自居,即将孔子作为自己的自画像。     

以《中庸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

日本儒学家荻生徂徕对《中庸》的定位是"此篇主性",因此在《中庸解》中,徂徕较为集中地阐释了其人性论思想。徂徕一方面认为人性"不可得而变",一方面又讲"人性善移",对于这种不可"变"却可"移"之间的矛盾,先行研究尚乏佳法可陈。对此,本文尝试着从"材性"和"习性"两个层面分疏徂徕之性,"材性"不可易,趋向善恶的"习性"却可移,此即为性之不可"变"而可"移"。如此,既然"人性善移",君子则应在后天接受诗书礼乐的教化,也就是习熟先王之教,从而养成安民长民之德性,此为"习以成性",而这种不假勉强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诚"。由此,通过"习以成性",就个人而言可以养成"诚"之气象,而就国家而言可以实现移风易俗,这就是"合外内之道"。在徂徕看来,果能行此道,则可以实现先王的安民治世。     

焦循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兼与日本荻生徂徕《论语征》的解读之比较

焦循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易传》"利者,义之和"以及《周易》中的"君子""小人"可以互相转化为依据,不仅将其中的"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而且对义与利的相互联系、不可分离作了深入阐释,较日本荻生徂徕《论语征》的解读更为深入,并为后世清儒所接受,为刘宝楠《论语正义》所吸取,而成为一家...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儒学的目的性问题

儒学是生命哲学。与近代机械论的宇宙观不同,传统儒学的宇宙观是生机论。儒学的目的性本质就是“生”,这种目的性的根据就是生机论的宇宙论,其体现即“仁”,其归旨在“太和”,其实现须要“天人合德”。目的性统贯着儒学的基本问题,它与康德的目的论有较大的差异却与现代深层生态伦理有重要的契合,利用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对儒学目的论进行诠释和转化。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

在近代儒学阐释史上，蒙文通的学术遗产十分值得重视。他从“儒史相资”的方法论出发，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呈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学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中的批判性格，将其视为形塑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重要根基，从而阐释了一种并未自外于20世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政治运动的革命儒学。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思考现代中国儒学话语的重构极具启发性。     

“终极关怀”与“超越之路”上的从歧异到趋同──论宋明新儒学的伦理本体化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其影响(上)

宋明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宋以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在思想内容、理论结构、学风旨趣上的不同于先前儒学的一切特征都来源于它的伦理本体化的思想倾向。而这一点是儒、佛两家长期互渗交融的产物。众所周知,儒家重伦理,佛教讲本体,“伦理本体化”意味着中、印两种文化传统,儒、佛两种思想体系在形而上的高层次中有了一定的统一。这使佛教避免了像摩尼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那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融入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的直接前承是以伦理本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宋明新儒学,而中国近现代…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论石田梅岩的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梅岩的思想:一、"心"是梅岩思想的支柱,其相关的论述"心性"的内涵是什么?在梅岩的思想形成中,受到了何种思想因素的影响?二、作为"心性"的人,构成其生活根本的是"俭约"和"正直",二者的内容以及关系如何?三、梅岩关于"道"和"职分"的观点的意义何在?四、商人之道的内涵及其意义。本文认为与荻生徂徕同样,也应该把梅岩定位为这个时期具有儒者意识的儒教思想家的代表。但与徂徕不同,梅岩是来自于庶民的儒者,能够用饱含自己生活经历的语言来讲述儒教,他的思想态度受到儒教(朱子学)的强烈影响,却未把儒教特权化。     

从“贞下起元”看儒家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特点及其创新之道

儒家和儒教的创新诠释和现代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儒家和儒教的逻辑共通点在于“贞下起元”表征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除具有伦理性和科学性之外，天道中蕴涵的“神圣启示”是儒家宗教性的重要特征。在此意义上说，儒学往往可以包含属于学派性质的儒家和宗教性质的儒教两个层面。本文在前贤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儒学元典中“贞下起元”观念源流的考辨，疏理儒学“与时偕行”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提炼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动能，为创造性诠释“普遍和谐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益资源。     

论藕益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

藕益智旭是晚明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圆融各家各派特色,对佛教与儒学的会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心性论的会通,对儒学心性论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作了佛学化的诠释;二是修养论的会通,他继承了前人以佛教之五戒来解释儒家之五常的思想,并提出五戒高于五常;三是孝道观的会通,他统一了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并进一步将儒家的孝和佛教的戒与慈结合起来.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不仅使得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高度,而且也表明晚明佛教摆脱衰落困境、走向复兴的迫切要求.     

传统儒学"理欲之辨"的现代阐释与制度转换

实现人的欲求是社会实践的内在动机,满足生活需要是文明制度的根本目的。怎样将欲求转换成财富,进而以财富厚养民生,这是历史进步的永恒主题。对传统儒学“理欲之辨”的现代阐释,旨在通过正本清源的逻辑批判,将抽象的天理还原为具体的生理、心理、伦理和管理,并探索一条化情为理、转欲成力的价值创造道路。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本来性—现实性”——就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而谈

“本来性—现实性”是荒木见悟的一个重要哲学方法论,贯穿其整个中国哲学及佛学研究的过程。这一方法论观念既源自其对儒佛两教重要经典的创造诠释,更是源自其深刻的宗教体验、身心体验乃至战争期间的生命体验,最终在《佛教与儒教》中以“序论”的方式登场。在儒佛思想构造中,正如“本来成佛”或“本来圣人”所示,不论儒佛教说存有多大歧义,都表现出对这一本来性问题的终极关怀;出世间性的佛教对现实性问题亦并不缺乏关心,相反,以冷峻的目光正视现实性,透过现实性以肯定本来性,这是华严学特别是宗密哲学所关注的重点。儒教对本来性与现实性的理论建构更是其核心主题,如宋明儒学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故超越儒佛宗派对立,以本来性与现实性的问题关切来整体审视儒佛两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进而为未来文化发展指明“现实本来性”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良知之辨看蕺山之学的义理建构

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荀子的“类推思维”论

荀子作为集原始儒、道、墨和名家的类推思想之大成者 ,强化并建构了儒家的伦理思维方式 ,坚持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人文面向 ,改变了墨家、名家类推之事实面向的“逆转” ,从而将类推转化为“类比推衍” ,由事实性的推理转向情感、价值和审美的意义的语用类推。因此以荀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类推思维方式 ,进一步地将类推“衍化”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设譬求喻、攀缘比附、比兴与隐喻、象征等多种多样的类推思维形式 ,从而使它能够成为服务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论证、道德情感价值的证成和审美意境的达成 ,成为代表和服务于中国传统人文思维的主导推理类型。因此 ,对它的现代阐释 ,也更可以作为我们建构现代“人文思维逻辑”的传统资源。     

本体与实践：探究佛学与儒学会通的契合点——对方东树《向果微言》的一种解读

方东树晚年写作《向果微言》,延续了《汉学商兑》中对理学的反思,其立场也从辟佛转向了援佛入儒,通过重新整合与建构儒释的道统谱系,结合先秦以来儒家心性学说与《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坛经》等大乘佛教与中国化佛教经典义理,围绕“身心性命说”“知至可几”“言性异同”等论题和理学家辟佛观点,就“道”“法”“天”“心”“性”“理”等概念展开诠释与会通。方氏会通的有效性在于儒释虽各为独立的思想系统,在面向实践的伦理观念上也有不同价值取向,但两种思想体系融构、创新与并存的基础建立在彼此深厚的共生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