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视角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一方面，作为文明特殊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原则高度”的普遍性：中国已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因而不能创造普遍性就不能实现特殊性，人类普遍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类文明新形态还蕴含着对当前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包容现有不同文明而与之和合共生。另一方面，作为普遍性价值指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恰恰基于“现实的人”的特殊性：作为前提的“异”从根本上规定着“同”何以可能，“全人类”处于诸群体、个体主体的复杂关系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具有服务普遍目的的手段善性质，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全球社会的公共性价值观。“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凸显了中国的主体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涵上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人类文明新形态模范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     

资本权利霸语的叙事逻辑与人类文明发展伦理学评析

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权利”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诉求,也是人的伦理价值体现,并由此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动力。资本权利霸语有着深厚历史根脉,且遵从了从财产权利到资本权利、从资本权利到资本权力再到资本权利霸权的叙事逻辑。资本权利以资本主义法权观为基点而生发,最终在资本逻辑推动并在“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引下把财产权利推向极致,最终形成资本权利霸语,把“人与人的世界”变为“狼与狼的世界”,形成西方文明的现代悖论与伦理之殇。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合法权观念、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消解资本权利霸语,秉持平等互鉴的兼容文明观、共生共存的和谐人际观、共同富裕的仁道价值观、天人合一的辩证自然观和互惠互利的普惠发展观等现代文明理念,确保人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轨道上平衡发展。     

李存山对中国文化的“常”与“变”的义理阐发

李存山继承张岱年和冯友兰文化哲学观,主张从价值系统去厘定文化的常道,并提出了他自己对儒家文化“常道”的概括。他认为儒家价值体系要因应社会历史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对人与人、人与环境等挑战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如何从民本到民主的探索,体现了李存山对儒家文化“新命”的体认。     

“人”之视野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工具理性“铁笼”、柔性专制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世俗主义、虚无主义等弊病，极大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对“人”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这种对“人”的全新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成果。它以个体与社群和谐互动的观念丰富、深化、完善“人”的理念，进而推动“人的解放”的真正完成。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

作为一种学术舶来品,“马克思学”在中国并非新物:上世纪80年代初便伴随“青年马克思”的有关讨论而得到介绍;到了90年代中期,更是借由“恩格斯问题”而引起人们关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着力批判的错误倾向之一。今天,“马克思学”却好像不仅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标尺,更俨然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势。为了正确对待这种特殊的学术潮流,特别是它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语境之中,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马克思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做…     

当代社会发展观的误区和重建

当代社会发展观的误区和重建高清海，邴正２０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研究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的科学预见，一种本属于面向２１世纪的社会发展观，被错误地置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用传统理性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例如人们一直把社会规律视为：凌架于人活动之外、之上的绝对的决定力量，完全排斥人的活动对社会规律形成的重要影响，最终陷入先定论，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本体。人们看不到人的活动的创造性，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简单的物质变换过程。人们强调社会发展模式的单一性和不可选择性，否定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这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历史宿命论，抹煞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理性主义的区别，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能动特征。面对面向ＺＩ世纪的社会发展趋势，我们亟须大力破除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代之以体现２０世纪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第一，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先定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我决定论；第二，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第三，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第四，破除社会发展的世界至善论和人类自我中心论，恢复马克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民本思想探源与评议

安邦治国,以民为本,已成为人们的基本常识,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我国的民本思想渊源久远,它的萌生可追溯到“五帝”与夏禹传说期。夏商桀纣之亡为民本意识的理性化提供了深刻教训。周人怀疑“天命”,是民本意识走向理性化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阶段。孔孟儒家创立仁学,标志着民本意识理性化质的飞跃阶段的到来。孔孟仁学的贡献在于它对“人的发现”;主张“仁者爱人”;解决如何爱人。仁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汉代以后,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与价值取向,尽管也曾受到封建大框架的制约。     

对话:内化与空间拓展——以“主体性”问题为例

对话与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广泛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并进而使这一哲学走向多样性以至多元化,文本的客观性以及哲学自身的立场于是成了疑问。因此,怎样对话,如何阐释,就成为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2005年6月23—26日,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共同主办,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维度”、“文本研究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对话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分论题展开了讨论。下面一组文章就是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哲学对话形式的历史检讨

对话与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广泛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并进而使这一哲学走向多样性以至多元化,文本的客观性以及哲学自身的立场于是成了疑问。因此,怎样对话,如何阐释,就成为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2005年6月23—26日,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共同主办,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维度”、“文本研究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对话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分论题展开了讨论。下面一组文章就是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坚持的两个原则

对话与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广泛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并进而使这一哲学走向多样性以至多元化,文本的客观性以及哲学自身的立场于是成了疑问。因此,怎样对话,如何阐释,就成为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2005年6月23—26日,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共同主办,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维度”、“文本研究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对话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分论题展开了讨论。下面一组文章就是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哲学对话的困境和出路

对话与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广泛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并进而使这一哲学走向多样性以至多元化,文本的客观性以及哲学自身的立场于是成了疑问。因此,怎样对话,如何阐释,就成为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2005年6月23—26日,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共同主办,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维度”、“文本研究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对话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分论题展开了讨论。下面一组文章就是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解释学问题

对话与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广泛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并进而使这一哲学走向多样性以至多元化,文本的客观性以及哲学自身的立场于是成了疑问。因此,怎样对话,如何阐释,就成为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2005年6月23—26日,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共同主办,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维度”、“文本研究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对话与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分论题展开了讨论。下面一组文章就是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中国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生命力

当代思想界不仅仅关注现代世界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变,同时关注中华文明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改变。中华民族建构的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渐融入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维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就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     

“天人合一”的历史解读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假定，其主要观点是“天地人宇宙万物乃以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天人合一”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对这些不同的历史形态做多维解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和技术语境对此进行创造性转化，不仅可能使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智慧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价值、确立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战略基点。     

“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分析了“两个结合”的意义、判准与演变中的不同理解模式，探索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关系。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所确定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所确定的，就是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格和中华文化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征和世界意义

现代化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动力、制度保障、价值基础、历史进程和交往原则等方面,展现了不同的特征。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不能囿于一时一地,而要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从世界历史的维度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重塑了现代化的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了全球治理水平,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两个结合”的意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理由和历史原因的。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所建构的特定语境，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内在根据。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满足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诉求。“第一个结合”内在地蕴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被主题化，是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高度推崇“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确立理想社会愿景等方面，有相互发明、相互诠释、相互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这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继续深化和拓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现代诠释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欲而不贪”、“协和万邦”等和谐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又彰显出其璀璨的现代价值,它为我们揭示了一幅现代和谐社会的画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衷共济,人与社会多样统一,身与心平和恬淡,国与国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