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

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由孔子所揭橥，弄清孔子文学观念的真实内涵，有利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本文通过对“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细致阐释，指出“孔门四科”是孔子对其弟子从政特长的评价，作为“孔门四...     

孔门三弟子比较论说

孔门十哲,出类拔萃者莫若颜回、子贡、子路,且此三人之身世、性情、才具、道德修为和成就各有风华,但又殊途同归：共同维护了孔门。光大了儒家。孔子称得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伟大的教育家,颜回、子贡、子路三人各方面的修为和成就,莫不大大受惠于夫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卓越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式。三人也没有辜负孔子的教导,以身垂范,较好地诠释了孔子儒家所宣扬的“仁、智、勇”;并与其师一道,在乱世中矢志不渝,坚守道义,追求理想,为儒学的传播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一文简介

《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

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章”所记应该是同一件事,但两者在称渭、篇幅、结构、文字方面却差异很大。从这一现象推测,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有记录孔子言行的风气,他们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孔子言行的素材,今本《论语》就是从七十子后学的笔录素材之中精选出来的,它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而在另一方面,七十子后学又在原始笔录素材基础之上进行扩充和阐发,大小戴《礼记》中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文章以及上博简《仲弓》、《子羔》、《鲁邦大旱》等,就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     

圣母娘

谈起怎样做一位好教友,很多人都会说:“守好十诫及圣教四规就行了。”没错,但有多少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青年教友知道该怎样做一位中国教友呢?以下我想谈谈我的一些个人理解。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之地。我们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及风俗习惯。孔子“天、地、君、亲、师”的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孔子的这一思想与天主十诫有着极     

从“宅兹中国”看西周政治伦理建构及其意义

何尊铭文的“宅兹中国”是目前可知“中国”一词最早的考古实证,印证了先秦文献中的“中国”含义,同时也反映了西周的政治伦理建构。西周的伦理关系已溢出宗法格局,不仅协调宗法体系内部,而且面向各个族群。西周时“中国”一词有地理疆域、王朝正统、文化伦理和华夏共同体的含义。西周的政治伦理以血缘为基础、以周天子为中心、以伦理为纽带、纳夷夏于一体,是协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西周建构了五个系统的伦理关系,确立了五服之制的治理理念,提出了彝伦攸序的伦理规范。西周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特质,其整体主义取向和华夏共同体意识对后世大一统的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范导意义。     

论子思的臣道思想

子思是我国先秦战国前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其主要特色是“发挥孔子学说,影响在公卿间”。本文结合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与传世文献相映证,对郭店楚简中子思所言“恒称其君之恶”进行分析,阐述子思的臣道思想,并与荀子的臣道思想相对照,认为子思的臣道乃是其学说“诚”的践履,合乎当时士人的价值标准,体现了子思的君师风范与人格独立,对后世影响深远。     

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解读孔子正名观念的差异

春秋时期的卫国出现了父子争国的风波,孔子由此明确提出了“正名”,旨在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分别对正名进行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彰显了理学与心学在道德本体上的分歧.程朱理学以普遍存在的天理来规范人情,强调国家政治关系中君位的正义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有国”.王阳明则以人情来诠释天理,强调个体“成人”的先在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为人”.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在现实中则体现为明代大礼议中双方态度的对立.     

孔子的社会和谐理论

孔子和而不同的社会建设理论,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人和”。他主张在国与国之间,要和谐相处、反对侵略;在国家内部,要实现上下(君民,君臣)、左右之间有原则的和谐;在家庭内部,要实现以孝悌为本的家庭和谐;对作为“人和”基础的个体,要做到形体、心理、精神和谐。孔子和而不同的社会建设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他首倡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他爱护自然资源,生活节俭,反对浪费。这些对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再思东晋释道安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

对于东晋释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论，学界大多理解为他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要求而主张向儒家忠君思想做出妥协．又或以为他出于本土化之目的而主张将儒家君臣伦理融入佛教。通过重新思考与研究，本文发现以上两种理解都是错误的，道安此语的本意是讲国主与法事应当而且能够互相依托，并借此告诫弟子们正确处理僧俗关系，即现当代学术界常说的“政教关系”，而与儒家忠君思想及其纲常伦理无涉。     

唐甄的平等思想及其特色

唐甄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位比较全面、深入地论述平等问题的思想家。他从“天地之道”的高度论述了人人平等 ,并以此为根据 ,激烈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提出了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新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 ,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贫富悬殊现象 ,主张物质分配上的平等 ,从而使传统的人性平等、道德平等上升为经济平等 ,超出了历代及同时代的思想家。唐甄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男女平等思想。由于个人的生活遭遇及社会历史条件 ,唐甄的平等思想具有极鲜明的同情弱者的特色     

恩格斯晚期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在恩格斯晚期作品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重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存在根本性矛盾。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高效国家行政机制逐步完善，在削弱封建贵族特权的同时，促进了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迫切需求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驱动力。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迟早会触及自身不可逾越的边界，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恩格斯预言，西方国家在此情形下会承担起经济操控的职能，即作为“资本主义机器”施行国家职能。因此，不断升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终将集中爆发，恩格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5年便预言了战争的到来。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有所复苏，但其发展态势却在近几十年中愈发颓败。恩格斯关于西方国家将由于系统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机器”施行国家职能的预言，完全契合当下形势。同样，恩格斯关于脱缰的军事冲突升级的警示，也极具当下意义。北约组织(NATO)的再定义，即从原来的“北大西洋防御共同体”到当下的“全球性干预力量”,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试图以军事力量维系摇摇欲坠的全球霸权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注定失败...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传经与传道：孔庙从祀制度与经学变迁——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为例

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政教制度之一。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四学之释奠礼。孔庙从祀自东汉明帝发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子，可谓传经与传道的合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尊孔揖颜，以颜回配享，开始重视传道之儒。唐代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并确立“传经之儒”的主导地位。自北宋开始，“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传道之儒兴起，而至南宋理宗起，孔庙从祀逐渐以传道之儒为主。元代确立朱子之极高历史地位，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思想为准绳，重视传道之儒。董仲舒于元代从祀孔庙，固然与时儒的鼎力推荐相关，而与朱子理学宰制有元学术支配权关系尤为密切。董仲舒于明洪武年间复祀孔庙，包括后来嘉靖改制，贬抑汉代传经之儒，而董仲舒未受影响，以及其位次于清代有进一步提升，皆与明清二代重视传道之儒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