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释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之于《论语·泰伯》篇。以前,人们对孔子这句名言的句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对它的解释则往往取朱熹的说法：“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论语集注》）,歧见不大也不多。然而按照这一解释,只让民众顺从理之当然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而不让民众了解此理之所以然的缘由,则孔子似乎有“愚民”之嫌。降至近代,西学东传,民智渐开,康有为觉得孔子此语的传统解释与西学新潮不合,有损圣人形象,乃截断众流,独出心裁,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句读给予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释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误读及其由来

<正>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一语,因不同的句读而有不同的解释,成为古今一大疑案。概括起来,对这句话的句读和理解,主要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杨伯峻:《论语译注》)。具体解释为:对于老百姓只可以使他们顺从,却     

孔子“民可使由之”句的二十二种训释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因与孔子核心思想似有不符,故梁启超、宦应清等人率先提出变更句读的释读方法。后来学者拓而广之,此句遂有五种不同之句读。笔者认为,无论变更句读之后是否能自圆其说,这种做法本身并不可取,因为它不仅句法不合,而且违背了授受源流,甚至其产生的前提也并不存在。即使在保留旧句读的前提下,古人仍有十八种解释完全可以训释此句。笔者对古今二十二种训释(五种句读)作一汇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结论。     

要在吸取精华

<正>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道德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民本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研究孔子要善于取其精华。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一个是被歪曲的孔子,一个是孔子本人。孔子的孙子和西汉的董仲舒都歪曲过孔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宋代理学家吸取佛教教义对孔子进行歪曲,后来也不断有人对孔子作这样那样的歪曲。研究孔子要对孔子的著作做慎重的考辨,要把歪曲的纠正过来。例如《论语》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上是民本主义思想的表现,是说人民同意、赞成的要“由之”即听从,人民不同意不赞成的要“使知之”即     

论民之好恶

不同于诸子时期的其他各家,儒家致力于关注民的好恶之情并与民同之。通达民情中的"与民同乐",并非是指顺着百姓的喜怒哀乐之情去放逐,而是表达出儒家体恤百姓疾苦的政治精神,亦即"视民如伤"的政治传统。民有好恶之情,就需要顺应民情而引领民之好恶,民未必知之,却并不妨碍由好善恶恶而行。"民可使由之"追求的是由好善恶恶之情,由此确保"可使由之"者一样可以追求一种良善的生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论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正> 王龙溪是明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阳明之学向“径任良知,不管是非好丑,只管行去”的猖狂自恣一路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明末启蒙运动的洪波大浪有其思想史逻辑根据的话,王龙溪思想可以说是这种逻辑发展的重要环节。让我们从“四句教”说起: 四句教:路径分歧之始王阳明有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楚竹书《民之父母》思想源流探论

竹书《民之父母》的中心主题,是关于统治者如何以“超越”的境界和方式治民平天下,成为“理想”之“民之父母”的论述,是儒家学说中以“《诗》教”的形式,宣扬儒家“崇高”道德伦理的代表作。分析可见,《民之父母》所反映的主体思想,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学说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子思、孟子学说有更多的联系和相近之处。《民之父母》的成篇,当在与《孟子》和竹书《五行》等差相同时的战国中期,其间思想内容上的联系亦可说明。     

程瑶田《论学小记》气之性情观

程瑶田为乾嘉时期著名经学家,其儒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论学小记》一书。宋明理学张载主气,至朱子主理,阳明主心,同时亦有王廷相主气,至蕺山、船山调融心、理、气并重。戴震又反朱王,重回张载主气一路,实即以此转心性之空谈为气说实有。程瑶田在此脉络下,呈现其对心、理、气诸学的取舍。本文先确立程氏少言形上,直以气为天之基础。再论道在气中,离人伦非道。性则主气性由天故善,不取朱王由本体说性。情则受明清之际情善之风影响,以为气贯天、命、性中,则气性所发之情,亦为善。并主气性相近,知愚因习相远。性之知为三达德之知,知愚无不同,知愚之等差因气因习而有别。末言诚意,以恶非在于性与情,而在于经营情之发的意,一有利害考虑之意,便可能为恶。故工夫用在诚其意,意一诚则情善性善皆可见。     

“性相近”说的衍变

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就是孔子针对人性的直接表述。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它以性与习相对,认为人性本来都是相似的、接近的,只是因为习染不同而有了不同,使人与人之间有了很大差别。孔子此说揭示出...     

老子朴素辩证观念的逻辑思想——无名论

一老子朴素辩证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关系老子是春秋末年楚国人,他与孔子,少正卯,邓析等大概都是同时,并且与他俩在关于名实问题上也有过论争。孔子特别向老子问过“礼制”的名实问题。据庄子天运篇说:老子与孔子还论过“道”的问题,老子认为“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他告诉孔子说“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这话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的名实观念,恰是相反的看法。     

先秦儒家的义理开合与逻辑建构

先秦儒学的义理开合与演进过程是其理论系统不断完善和建构的过程。儒家创始人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徵，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这个系统纵向打开即践仁以知天，横向落实即“修已以安百姓”。孟子将孔子的仁礼合一向内转，就仁而言性善，复由性善层层外推，主张仁政。荀子将孔子的仁礼合一外化，由性恶而重礼法，追求履礼以合天。《中庸》就孔子的践仁以知天而内在地讲天人性命相贯通，《易传》由法天效地而外在讲天生人成。《大学》顺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思路，完善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系统。先秦儒学在义理的开合转易和互斥互补中建立起相对圆满的理论形态。     

孔子知论探析

"能知"问题是研究孔子知论的前提。孔子认为人"能知"的是:与人发生联系的一切事物。"应知"问题是孔子知论的核心。"君子学以致其道"则是该问题的精义所在,它高度精准地概括了孔子知论的思想宏旨,即:"仁道"的终极对象和最高目标乃由"仁德"成就,其主体性基础乃是对人性有高度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君子",君子通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学习与实践以望最终达成"博施於民而能济众"的仁道目的。而孔子知论的本质,即对人性完美境界的终极眷注也在此思想内容中得以昭明。     

论《管子》的“谨慎”思想及其对现代的启迪

《管子》中多次论述了＂谨慎＂,告诫人们：＂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欲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其思想对现代有启迪和现实意义。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主张纵议

８０年代初，针对“文革”中全面否定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新评价孔子；他进而认为，在孔子诸多有价值的思想中，其大同理想和建造小康社会的具体主张更值得深入研究。在他所著《孔子评传》一书中，讲到孔子政治思想时，就专门将《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与《论语》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思想、将《礼运》篇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与《论语》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提法相比较，郑重指出两者间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近年来，学术界又陆续整理出版了…     

孔子“小人难养”说诠解

《论语·阳货》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少人据此论定孔子轻视妇女、鄙视小人。事实上,这种看似再无疑义的理解,事实上却与孔子思想相悖。在重新考察"养"字本义,并参验《尚书》《逸周书》尤其是《孔子家语》等相关记载后,我们认为此语系孔子承袭周代"敬德保民"理念,为其重民、爱民思想的重要体现。     

孔子知识论反思

孔子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知识论,它是孔子思想大厦的一块基石,在历史上开创了注重知识的新学风。孔子的知识论是以知与仁为核心,包括“默识”、“好学”“学而知之”、“学而不思则罔”、“一以贯之”、“温故而知新”、名正言顺、知而力行、知与不知、志于道、知人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当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特点、现在与未来,不能不追溯到孔子的知识论。从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以及现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评价孔子知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寻求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新的知识系统。     

伊藤仁斋的“同民之好恶”论

本文以"同民之好恶"为关键词,探讨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的王道论。仁斋之王道论大致以孟子政治思想为准,即便他也承认"民之好恶"并非绝对正确,也坚持以"同民之好恶"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对此,传统中国儒学思想认为,既然民之好恶未必符合儒家之道德标准,那么以"民之好恶"为政治之基础的想法就不足为据。其次,尧舜依从"民之好恶"而崇拜鬼神,而孔子意识到鬼神之危害,所以教导民众从于义理而远于鬼神,故仁斋盛赞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正之"俗"时,却经常表现出"从俗"之姿态,仁斋所描绘的孔子与世俗之关系,实际上与仁斋自身与世俗之关系存在着很大的重合。     

论王夫之哲学所具“大成”气象的特征

王夫之在评价孔子时说:“自生民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孔子者也。”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孔子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王子者也。”我认为,这对王夫之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当的评价。王夫之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已成为思想史界的共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尤其具有“大成”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中国封建时代哲学的终结。 王夫之哲学的这种“大成”气象,是与历代尤其是同时代其他哲学思想家相比较而言的,其特征十分明显。     

“巫医”非为贱业考释——《论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文化阐释

关于《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之“巫医”,历代注释或认为是贱业,或认为非贱业。正确阐释巫医职业性质与社会地位,不仅涉及到对此句语义以及孔子思想的正确理解,而且也涉及到对上古巫医文化的正确认识。如果从巫的起源及巫医、巫史之分合,巫与宗教文化及南方区域文化之关系,巫医的身份及其道德、智慧之要求,孔子对巫医及祭祀之态度等几个方面作综合考察,即可证在孔子之前直至孔子时代,巫医地位虽有隆降,却并非是一种贱业。     

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考论

"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对子路"问死"的回应,反问句的形式导致历来阐释者众多而莫衷一是。古今主要解读之得失,皆在于对"知生"与"知死"的理解。通过语言分析,辅以《论语》之内证进行释读,可以发现这句话有"知生"方能"知死"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对"知生"与"知死"作进一步的解析,则二者之含义得以明确。"知生"的深层含义是"知命","知死"则是知晓如何对待自身之死。孔子之所以不直言"知命",一为语言修辞之故,二则"命"只能在"生"之体验中获知,同时也只能在此世现实的人生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