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政治以伦理化解释──孟子道德政治哲学主题分析

儒家思想是建构伦理政治的思想。这一思想由早期儒家奠定方向，其中，孔孟贡献最大。孔子为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打了桩、奠了基。但是，他所提供的观念与见解，还需要解释。整全地看，伦理政治还只限于“为政以德”的笼统叙述上。分别地看，伦理一端的根据问题尚欠说明，以致伦理功能的显现流于结果化（即以结果证其有效，但原因隐而不彰）；政治一端还囿于对礼制权威的重建，新的权力观与利益分配机制尚得进一步推敲。作为处在伦理政治理论预制者起点上的孔子，他也只能以这种概观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理念。但下延及孟子，则非得以对孔…     

“后政治”时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反思——论墨菲的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的民主思想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共存、如何处理相互对立的问题.它试图以多元对抗取代理性共识,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结合起来,以“公共关心”和“公民身份”等政治的“善”取代实质性的“共同善”,探寻与现代民主价值相适应的权力形式.墨菲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重新“链接”,借用精神分析伦理学拆解政治价值与西方现存权威话语之间的联系,保留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张力,把政治伦理主体的生成视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集体认同过程.这种民主方案呈现出共同的“政治善”与多元的“道德善”相结合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政治与道德区别和联系的独特视角,但墨菲的研究视野停留在民主的政治想象维度,且具有夸大对抗、差异、多元作用的倾向,从而使其理论建构性不足,局限于话语分析,难以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质.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制度伦理:建构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论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伦理生态之共契

制度伦理是对建构和谐社会“良序情结”的一种回应,不管从制度伦理对建构和谐社会的功能助益,甚或二者在理性诉求和终极眷注方面的公度与通约,都可以看出,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性的关系。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伦理生态之契合还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学期待。     

中国古代商业伦理文化对现代商业经营的价值

中国古代商业伦理文化对现代商业经营的价值徐少锦东亚传统伦理，虽然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各有其特色，但其核心内容或价值观则是儒家伦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曾断言基督教“新教伦理”之“入世苦行”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儒家伦...     

论伪善：从“宗教罪”到“道德恶”

康德通过对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圣经故事的深入解读,发现人性不仅天然有向善或向恶的倾向,而且还有天然以善掩恶甚或以恶(搏)取善的倾向。虽然这是无善恶的选择,是知善恶前的先行行为;但是当我们以理性反思道德的人性前提之时,除却或善或恶的情形外,伪善理应成为情形之一。因而,在道德理性启蒙之下,回溯本源的道德经验,宗教的神秘化的罪转化为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恶。并且随着人类从自然秩序进入伦理秩序、自然世界过渡到伦理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伪善这种个体性的人性之恶转变为总体性的世界之恶。     

论食品安全权的伦理之善

食品安全权集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权利诉求与国家社会对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维护保障于一身,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伦理要义。食品安全权是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价值认同和权利确证,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生命权利的维护和对饮食健康或无害的保障。食品安全权具有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然善（存在）、追求健康和美好生活的自我善（发展）、为他人的食品安全之善生成共在的伦理世界（完善）等多重伦理深蕴,是自然善、自我善、他人善和社会善的有机统一,构成人们道德生活中其他善的始基和源头。     

良知与德性

朱熹曾上承二程，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尽心上》）。不系于人而出于天，意昧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与程朱不同，王阳明着重强调了良知系于人这一面，并由此转移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从而使之区别于超越的天理。在如上转换之后，蕴含着德性伦理与理念伦理的某种对峙，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所谓“德性之后”（A．麦金泰尔语）的当代，依然引人省思。如何在日用常行中为善去恶，是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善去恶以分别善恶为前提，而善恶之分则表现为一个知的过程（知善知恶）。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的这种关联，…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公共卫生政策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解决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在公共卫生中的冲突有四个方面:预防免疫、强制隔离、知情同意和信息公开。个人权利优先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所谓的共同善之名来干预个人权利;而共同善的优先论认为,以共同善之名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或干预能够得到伦理辩护。但是"优先论"不是解决伦理冲突的有效方式,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情景主义的思路,运用反思的平衡法进行伦理辩护,提供公共卫生措施的可辩护性条件。公共卫生以共同善为基本价值导向,但同时必须谨慎对待个人权利,防止公权力的无限扩大而有损个人利益。     

从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应善、必善——钱穆对传统“性善论”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性善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自孟子首倡“人性善”，历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诠释与再论证。进入近现代，钱穆基于稳健的史学立场，开始大量运用历史思维、进化论思维来阐发“性善论”内涵，并从“平等”与“自由”两方面使传统的“性善论”命题同现代思维接轨，使得这一古老命题焕发了现实的生机；不仅如此，钱穆沿着传统的空间进路、时间进路、层次进路向前推进。并一反传统的从正面立论的方式，采取了反面推论的做法，即主要通过归谬法论证“性善论”的合理性。由此，钱穆就把主要从本体论、工夫论角度解读“性善论”的传统进路，转向到从认识论、价值论角度看待“性善论”；相应地，“人性善”的内涵也从原本的主要是说“人性本善”和“人性向善”，转成了说“人性应善”与“人性必善”。     

“情”与“善”的生成——孟子性善论的必然性与伦理世界的创生

孟子性善论关乎儒家思想的人性论基础,但其理论必然性却并不易理解。对其合理性的误解与质疑以及那些并不具有严格性的辩护,实是与把人性与道德价值关系采取对象化理解方式有关。孟子“以情言性”,从人的情感去阐释“性善”,但这并非以种加属差的思维方式对人性做出的偶然综合判断,不是在讲人的本真情感符合一个外在预设的价值标准,而是从情感角度探赜人的本真存在,揭示“性”与“善”,“情感”与“价值”的非对象化生成关系和人的价值自觉性之必然性。情感的价值自觉创造,凝聚为人格,生成展开为有序的伦理世界。孟子性善论的究竟意旨是揭示此存在的真实。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论《管子》的经济伦理观

本文大体勾勒了 《管子》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其一， 《管子》从 “自利”、“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出发确立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导向， 但并未走向极端功利主义； 其二， 它从“国家本位主义”出发把 “民富”作为 “国富”的重要手段， 但并不违背手段善原则； 其三， 它强调经济公正， 但却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其四， 它强调 “士农工商”四民 “分业而治”的职业伦理， 但却客观上阻碍了人员与职业的正常流动。这些特征共同构筑了 《管子》经济伦理的基本框架。     

“善”语词考源

古籍中“善”语词的用法虽然多种多样的,但它们无不指向“好生活”.“善”语词的本原性意义蕴含于“善”字的内在结构之中.“善”字从“羊”从“菇”,与膳相通,字面意思是竞言羊为美味.其本原性含义包含着俗、神二谛,其世俗谛是古人对以羊肉为代表的美食的称道和希冀,其神学谛则是事神以致吉祥.“善”的伦理义内在地包含于活人与先人的伦理关系对待之中.而羊,在这种关系调解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什么助人？啮齿动物研究范式的启示

<正>《三字经》有言：“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古人认为人生来就是善良的，人性本善。然而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丑陋的、充满着恶意的，其善良都是伪装的，不真实的。可见，关于人性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至今尚未有结论。     

荀子哲学中"善"之起源一解

一本文中的“善”泛指道德伦理领域中的正面的价值。它与“恶”相对而言,指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显示公平、友爱、正义等表现在概念上的概括。也可以说,善是跟在个人层次上损人利己,在社会层次上的弱肉强食等现象相反的价值取向。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善和恶的存在。但是在二者的起源上,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关善和恶的起源的理论往往与哲学家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有联系。一般说来,主张人性善的人需要解释恶的起源。主张人性恶的人则要解释善的起源。在中国,孟子以其性善论而闻名。他认为,人之变恶,是由于失去了本心。在西方,卢梭也主张人性善。他…     

道德与自然:"形上之道"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

在中国传统“形上之道”与西方“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两者都是对超经验的形上事物的研究,但是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可通约的区别：“形而上学”是着眼于从认识论求“真”的角度来研究的关于自然本体论的“知识”,即“自然形而上学”;而中国的“形上之道”更多地表现为求“善”的内心体验式的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和精神寄托,即“道德形而上学”。产生区别的内在原因是传统西方以“主客两分”为特征的理性传统与传统中国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德性传统的不同。     

道德与价值

一、引言道德所指向的，首先是善。从价值形态看，善无疑是一种正面的价值。以善为目标，道德更多地展示了一种价值的追求。无论是古希腊的爱智者，还是先秦的哲人，其道德取向都内含着价值的关怀。道德与价值的这种联系，是就实质的层面而言；道德当然还有形式的一面，但实际的层面无疑更深刻地体现了其特征。黑格尔曾认为，道德的观点主要是一种“应该的观点”。（参见《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１２页）“应该”往往表现为一种主观的要求，以“应该”为道德的基本特征，似乎未能对道德的价值内涵和本体论意蕴予以适当…     

在善与善之间: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及其批判

一、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是“善”与“善”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伯林把它视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上如何揭示善的多样性、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二是在方法     

礼义教化: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的精神

伦理学所承诺的“优良生活”,其要有二：其一，德也；其一，福也。德福一致，义命两全，方为至善。在儒家，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然而，对于至善的实现，义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为德福一致故，与康德从道德走向宗教不同，荀子从道德走向了政治，寻求通过社会的良治实现生命的完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首先，“国无礼则不正”,荀子主张礼治，而其赖以治国的“礼义”实兼具伦理与政治双重意涵，贯通着个体的完善与共同体的完善。其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将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体的完善之上，以此判定政治的优劣。再次，“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荀子对法的吸收并非所谓“外在道德”的歧出，而只是礼治的一种变奏，最终亦以自我完善为导向。整体而言，荀子在肯定共同体本位的同时，保留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从而维系着批判共同体可能走向异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更新而言，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