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孟荀之争

士大夫兼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儒家士大夫的丰富思想光谱,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取向、思想视角。"士"的独立性、理想性与"大夫"的依附性、现实性,使得儒家学者形成不同的思想形态,导致旨趣各异的学派形成。孟子、荀子的思想差异,就是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孟学、荀学在良知自觉与礼法制度、王道与霸道、为师与为臣等方面均形成思想差异,均与他们对"士大夫"社会身份的理解与认同相关。     

上善若水

正明朝的上海,的确是个小地方。在嘉靖、隆庆年间,这小地方却出过一位首辅大臣,也就是宰相。他就是徐阶(1503-1583年),《明史》称他为华亭人。华亭,即今松江。徐阶在明朝所有相当于宰相职务的"首辅"中间,不是最有名的,也不是最出色的,然而他是将中国历史上特大贪污犯之一——奸臣严嵩扳倒的主力。如果不是他的政治智慧,严氏父子还将继续作恶下去。朱元璋为强化帝权,弱化相权,废除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     

明代西域朝贡贸易家族的兴衰——以写亦虎仙家族为例

写亦虎仙家族是15世纪后期16世纪初活跃于明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大族。写亦虎仙作为哈密回回首领,充当使臣,周旋于哈密与明朝、吐鲁番之间,得到明廷的厚赏与授职,在甘州、肃州等地积累了大量财富。他被甘肃守臣派往吐鲁番,由于向吐鲁番许下一千五百匹缎子得不到明朝认可,引发甘肃之变,被明朝逮捕。后结纳佞臣,得到明武宗青睐。嘉靖即位时,病死狱中。该家族衰亡是写亦虎仙不择手段追求财富、主张闭关绝贡的士大夫的反复打击及明朝国力下降的综合结果。     

西洋画在中国的误解——明清时期中国没有接受传统西画原因初探

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人首次把油画介绍到中国来.但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人在民国以前一直无法接受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油画.其原因是,首先外国人很难获得政府允许在中国居住.其次,中国传统的观念和画论使士大夫、文人鄙视西洋绘画.其三,中国人一直保持着不具备在二维平面上观察出三维空间的"纯真之眼".     

生与死:明遗民的伦理困境

明清易代后,明朝士大夫发生了身份转换,成为明遗民.明遗民忠于故国,但生活在新朝,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他们有着严重的生与死的伦理困境.这表现在,他们一致认为殉国尽忠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殉国“尽忠”就可以“心安理得”,但自己却在新朝继续生存;明遗民强调自己继续生存是出于尽孝等现实需要,但他们又以生为耻,有深深的道德愧疚感.     

“君子有党”论的发展与终结——再论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士人理想

北宋以降,关于朋党的探讨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而逐步由政治话题转变为学理性的论题。"君子有党"论颠覆了传统上"无偏无党"的认知,易道自然消长观念的引入更将其融入理学话语体系之中。这一论述寄托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与道统政统合一的理想,它以友道来应对"结党"的指责,以道德判定来取代现实政治的趣向。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士大夫阶层的官僚化,理学在政治体系内逐步朝纵向化、科层化的官方学说演进,"君子有党"论也在明清易代和政治介入下戛然而止。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王世贞佛学思想研究

明朝中期,儒释道三教合一已是大势所趋。王世贞的佛学思想是在与儒道思想的多元共生中形成的,具体表现出儒佛互补、无住顺任、清净少欲、宗门共存的特点。王世贞的佛学思想,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受佛教浸润影响,由社会政治转向个体人生、由修齐治平转向自适愉悦的思想变化。深度阐释王世贞佛学思想的特点,不仅能凸显儒释道三家对其的影响,也可以王世贞为个案探究明代中后期士人心态的变化。     

范礼安:首倡学习中国文化的传教士

范礼安：首倡学习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康志杰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ｉ）是明朝末年来华传教的代表,他与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联手进行的文化交流工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所开创的“以学术辅传教”的方略,终于使来自远西的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社会站稳...     

林良花鸟画艺术对当代小写意花鸟画的影响

正明朝的花鸟画,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也是"文人画"盛行时期的关键时刻。明朝洪武年间到弘治年间的百余年内,宫廷绘画占据了画坛的主要位置,在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弘治年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色。花鸟画打破成规,突破院体模式,出现了水墨写意作品、设色没骨作品等风格并有所创新,林良就是水墨写意作品的开派人物。林良的花鸟画艺术对后世影响极深,后世很多画家以林良作品作为学习的基础,经过研究继承并发扬,形成了自己     

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唐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唐宋变革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宋代打破汉唐的"士族门第",形成了一个来自民间社会、但又能够集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为一体的士大夫群体。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他们的学术视野、政治情怀、人格理想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力推动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变革。宋代士大夫群体作为文化主体力量,主导了一种新型儒学的兴起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种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宋学。宋学既强调回归儒家经典又有创造性哲学思辨、既追求现实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怀,是一种新型学术形态。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唐宋学术转型的推动,创造出这一种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的"宋学"。     

论中国山水画之"远"

"远"是中国山水画所追求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历代山水画家对山水画意境的不懈追求,就是对"远"之意境之美的追求,尤其是山水画中的"平远",更是他们的至爱.这主要是因为山水画中的"平远"之意境,与文人士大夫所钟情的老庄哲学精神境界是息息相通的.     

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

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和推动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强化了两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宋学追求一种"明体达用"的学术精神,完成了以"师道"为主体的道统论思想建构。宋儒以师道复兴为契机,推动着汉学型"周孔之教"向宋学型"孔孟之道"的转型,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趋势。     

论禅宗思想对米芾书法的影响

禅宗属于佛教的一个派别,始于菩提达摩。到了两宋时期禅宗盛极,这一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书法艺术也转向文人化阶段。文人士大夫们对禅宗尤为推崇,禅宗"即身成佛"的思想,强调"心"的作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顺其自然的教义更受到了士大夫们的青睐。以苏轼、米芾为代表的文人们提倡的尚"意"体系改变了唐代以来的尚"法"体系,书法转向了个人内心的抒发、自我塑造,强调了自我价值的选择,这些都是源自禅宗思想,深深打下了禅宗的烙印。     

反其意而用之——禅宗的“倒用法”

禅宗六祖慧能对神秀偈子的"倒用"——反其意而用之。这一"倒用",不但揭开了中国禅宗的新篇章,也道出了禅宗僧人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甚至广泛影响到文人士大夫。     

论蕺山学派刘宗周师弟子的人格气象

人格是德行品质和能力素养的统称,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的外在展示,人格气象是个体主体或集体主体经长期的生活磨砺和生命体悟所流露出来的特定的精神形象和德行境界。晚明刘宗周师弟子气节立德、经世立功、自得立言,凸显了蕺山学派刘门师弟子群体人格气象的三重面向:因明清易代,刘门师弟子殉节尽义,忠孝气节精神与日月齐辉,尽显忠义人格气象;刘门师弟子入仕谋政则尽心治国,出世读书则重经世实学,言性命之理不舍匡济实策,治学路向和事功实行皆强调学以致用、经世开物,反对谈虚说玄、空论矫作,展露出经世人格气象;刘门师弟子视"自得"为治学根本,更以学以自得为价值追求,强调为学不求苟同先儒,但求言出有理,其著述立说的自得精神彰显了创新人格气象。     

略论汉代名士气节

仁义学说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汉代知识分子对仁义学说的勇敢实践蔚成名士气节。自此而后 ,名士气节被历代知识分子奉为圭臬 ,视为标的 ,成为华夏民族精神中的精华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正义事业前赴后继 ,英勇斗争。本文概述了汉代名士气节的形成、特色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肯定了名士气节在民族精神中的积极作用     

经学与经学思想建设刍议

<正>一、经学经学,包括信仰、功修和善行,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和宗教制度,核心是"认主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其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当时,通过筛选经典著作来学习宗教知识,也就是通常称的"十三本经"。这"十三本经"成了内地经学的固定课本,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奠定了教材基础。近代,穆斯林先贤不断发展经学,达到了"经汉双精、中西贯通"的水平。     

浅谈八大山人——冰与火的融合

一、八大山人简介 八大山人,是明朝的宗室,献王朱权的九世孙,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他八岁的时候便能作诗,十一岁时便能画青山绿水画.明亡之后,他心情十分的悲愤,遂落发为僧,从此寄情于书画.他废弃了自己的姓,也改了名字,号雪个,晚年号八大山人,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八大".     

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世致用等"义理"特征与"帝学"色彩,是帝学建构与理学发展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