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初中生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的研究

目的 探讨初中生遭遇的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及两之间的关系。方法 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263名上海市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1)在过去3个月内,发生频率较高,对学生影响较大的主要的生活事件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受惩罚;(2)积极应对方式的分数高于消极应对方式的分数;(3)生活事件应激强度值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显的正相关关系。结论 初中生主要采用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事件,生活事件应激值与消极方式呈显正相关。     

大学生生命愿景、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以377名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生命愿景、一般自我效能感及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结果为:1)大学生生命愿景整体水平较高,存在着性别和年级差异,女生的生命愿景显著高于男生;大一学生显著高于大四;2)生命愿景不同水平的大学生在一般自我效能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7.35,p<0.001);在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3)大学生生命愿景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并对自我效能感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4)大学生生命愿景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5)大学生生命愿景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应对方式产生间接影响。结论为生命愿景作为应对源对大学生应对校园压力发挥积极作用。     

大学生应对方式、应对效能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应对方式、应对效能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方法:以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应对效能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30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积极应对方式与应对效能总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应对方式、应对效能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消极应对方式对SCL-90的总症状指数有正向预测作用,自信程度、积极应对方式对总症状指数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和应对效能对心理健康有比较好的预测作用。     

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采用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网络使用状况问卷对63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的独特效应及其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PIU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压力性生活事件对于大学生PIU具有显著预测作用;(2)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会影响大学生PIU,具体而言,积极的应对方式能显著负向预测PIU,消极的应对方式能显著正向预测PIU;(3)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PIU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思维方式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运用思维方式问卷和应对方式问卷对663名大学生进行测试,旨在从文化视角探讨大学生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1)大学生思维方式在专业、地域、年级等人口统计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文科生思维的整体性显著高于理工科和艺术类;南方人思维的变化性显著高于北方人;大二学生思维的整体性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大一思维的变化性显著高于大四年级。(2)思维方式对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协变性对积极应对正向作用显著、对消极应对中的自责和合理化负向作用显著;矛盾性对积极应对负向作用显著、对消极应对正向作用显著。思维的整体性和变化性针对性较强:整体性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积极应对,变化性可有效避免自责、幻想、合理化的消极应对方式。     

犯罪青少年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目的:研究犯罪青少年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反社会行为的关系。方法: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反社会行为问卷对30名犯罪青少年及30名普通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1)犯罪青少年与普通青少年在社会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2)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社会支持总分、家庭支持、其他人支持维度与问题行为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维度与问题行为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维度与问题行为总分不存在显著相关;积极应对维度与社会支持成正相关。(3)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其他人支持维度能够预测其问题行为。结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即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能够影响反社会行为的产生。     

小学生调节聚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压力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采用调节聚焦问卷、压力应对方式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对北京市五所学校1174名小学生进行调查, 考察调节聚焦对小学生压力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并检验应对方式在调节聚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促进定向对小学生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预防定向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2)积极应对和促进定向更相关, 消极应对和预防定向更相关;(3)积极应对在促进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均在预防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情绪性人格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汶川地震两年后,采用小五人格问卷、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49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探讨青少年创伤后成长与情绪性人格、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显示：（1）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年龄、性别差异不显著;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体验的改变分值最高,其次是自我觉知的改变,得分最低的为生命价值的改变;（2）积极应对方式在情绪性人格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则不发挥直接的中介作用;（3）情绪性人格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低社会支持组的个体情绪性人格越高,越容易采取积极认知、寻求支持等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产生更高的创伤后成长。     

生活事件、负性自动思维及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抑郁的路径分析

对321名大学生施测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自动思维问卷(ATQ)、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及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以探讨生活事件、负性自动思维及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影响模式。结果:(1)相关分析发现:生活事件、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均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p<0.01),生活事件与负性自动思维及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p<0.01)。(2)路经分析发现:有六条显著路径影响抑郁。应对方式对抑郁产生直接的影响;自动思维可以直接影响抑郁,同时也可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抑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其影响是经由负性自动思维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实现的。     

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对睡眠问题的影响:积极认知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和儿童行为问题核查表对汶川地震30个月后844名小学生进行调查,探讨汶川地震后小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积极认知与睡眠问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PTSD对睡眠问题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积极认知对睡眠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发现,积极认知调节着PTSD及其回避性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具体表现为PTSD及其回避性症状对睡眠问题的预测作用随着积极认知水平的增加而降低,但是积极认知分别在PTSD的闯入性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与睡眠问题的关系之间不起调节作用。     

浅谈羌民族灾后心理自我修复中的集体潜意识

5.12汶川大地震给居于四川北川、阿坝等地区的羌族人民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与回忆,给幸存者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灾后如何做好对其心理自我修复的引导,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而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悠久的民族,由于他们特殊的地域性和文化背景,其灾后心理自我修复的过程就会不同于一般群体。在灾后心理自我修复的过程中,羌族人民将经历怎样的一种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借助其民族文化中心灵自愈的积极元素,运用正确的方法帮助他们医治心理创伤?本文将从集体潜意识的角度做一论述。     

5·12地震灾后四川和北京大学生价值观类型的对比

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会受到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5·12汶川大地震以其突发性和巨大的破坏性特征成为影响价值观的可能因素之一。该研究以青年大学生为对象,以“价值观类型量表”为工具,关注地震后大学生价值观的变化特点,并对比北京、四川两地大学生价值观特点的异同。结果发现：1）灾后北京和四川两地大学生的价值观整体排住从高到低依次是：社会型、实用型、信仰型、科学型、政治型、审美型。2）社会型价值观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且四川大学生更为重视。3）北京和四川大学生在震后的价值观系统均包含四个层次,其中在北京大学生的价值系统中,社会型是第一层次,实用型是第二层次,信仰型是第三层次,审美型、政治型和科学型合并为第四层次;而在四川大学生的价值系统中,社会型是第一层次,实用型和信仰型合并为第二层次,科学型是第三层次,政治型和审美型合并为第四层次。     

汶川地震三年半后中学生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采用感恩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汶川地震三年半后的376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其感恩与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并检验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灾后中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其中自我觉知的改变与人际体验的改变水平高于生命价值观的改变水平,女生人际体验的改变水平高于男生,初一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相对低于高年级学生;（2）感恩和社会支持可显著地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3）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汶川地震三年半后中学生的感恩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也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创伤后成长。     

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采用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儿童行为问题核查表和应对方式问卷,考察汶川地震极重灾区980名小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地震后1年半,灾区小学生攻击行为水平较低,但男生的攻击行为明显高于女生;积极认知在回避性症状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中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负向发泄分别在回避性症状和警觉增高症状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dispositional pessimism, repressive coping and trait anxie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dispositional pessimism, repressive coping and trait anxiety. The Marlowe-Crowne scale (MC) and the Bendig version of the Taylor Manifest Anxiety Scale (MAS) were used to select repressor and control groups (N=143, aged between 18 and 47 years), who subsequently completed a measure of dispositional optimism,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 which consists of two sets of items: optimism and pessimism. Repressors (high MC, low MA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lower pessimism than all other participants. When the pessimism scale was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 categori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repressors in the low pessimism group than the other low trait anxiety group, low anxious (low MC, low MAS). However, for the optimism scale the opposite pattern of results was found, with significantly more low anxious in the high optimism group than repressors.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pessimism and optimism scales of the LOT are not the same construct and should be measured separately.     

Optimism and Attributional Retraining: Longitudinal Effec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Test Anxiety,and Voluntary Course Withdrawal in College Students1

A longitudinal study examined how optimism and attributional retraining (AR) influenced 256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test anxiety, cumulative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course persistence in college over an academic year. Students' optimism was assessed at the start of the academic year and they were assigned to either an AR or no‐AR (control) condition. Measures of students' test anxiety, cumulative grade point average, and voluntary course withdrawal were obtained at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hough high optimism was an academic risk factor among students who did not receive AR, high‐optimism students who did receive the AR cognitive intervention benefited from its effect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did low‐optimism students.     

震后18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父母教养方式与焦虑性情绪的关系

以1021名高中生为被试,于震后18个月用儿童焦虑性情绪筛查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等进行评估,探索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震后18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焦虑问题仍较为严重;青少年的父亲、母亲过度保护和父亲关怀对震后焦虑问题有直接影响;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焦虑影响显著,母亲过度保护和父亲自主性对这种关系调节作用显著。     

5.12汶川大地震对灾区大学新生入学后心理状况影响的质性研究——基于四川省某大学个案访谈的分析

了解和掌握来自5.12大地震对灾区大学新生心理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为下一步做好做好灾区大学生的工作提供借鉴。方法:以四川省某高校来自灾区的部分新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以校园生活满意度、校园关爱度、惊恐维度、自信维度等多个研究维度选取了5个对象进行个案访谈。结果汶川大地震对灾区大学新生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汶川地震30个月后中小学生的身心状况研究

通过对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其在地震30个月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学习倦怠和创伤后成长等身心状况。结果发现：（1）震后30个月的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情况较为严重,发生率分别达到6.6%和69.5%,女生和高年级学生是其高危人群;（2）学习倦怠总体情况比较轻微,学习的低效能感相对较严重;（3）创伤后成长的程度较高,且性别和年级间差异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似;（4）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及学习倦怠等3个消极变量和创伤后成长之间分别为正相关、零相关和零相关。建议心理疏导人员将重心放在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的程度及激发受灾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方面,并充分意识到创伤后成长程度较高的学生也有出现心理不良状况的可能性。     

Spirituality and Community in Times of Crisis: Encountering Spirituality in Indigenous Trauma Therapy

Pastoral Psychology - On May 12, 2008, at 2:28 pm, an earthquake measuring 8.0 on the Richter scale struck Southwest China, with its epicenter in Wenchuan. The earthquake destroyed about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