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义务与超道德的行为

区别道德义务与超道德行为对于我们认识道德的本质和合理的道德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而不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超道德的要求。满足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违反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没有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或者不为道德义务所禁止的行为则是道德上可允许的行为。将超道德的行为混同于道德义务会导致超道德的要求,在实践中会引起种种弊病。     

论克劳斯科对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的拯救

罗尔斯的公平原则与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是两种影响深远的政治义务理论,但是它们各自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公平原则无法解释那些不情愿收到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公民的政治义务,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则无法证明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义务。与其他的政治义务理论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没能避免"普适性-特殊性"悖论的困境,但是罗尔斯已经尝试利用多种道德原则论证政治义务(责任)。为了拯救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面临的困境,克劳斯科提出了由公平原则、自然责任原则和"共同利益"原则联合构成的多元-原则政治义务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尚在雏形并且仍有缺陷,但是它对政治义务的解释力和前途就在于它符合了当今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论道德权利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道德义务的实质,即是社会和他人对个体的行为要求。但是,由于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可能只是单向的义务关系,因此,有社会和他人对个人的行为要求,也必然有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行为要求,这种行为要求,属于道德范围的,便是道德权利。道德权利的客观基础便是社会和他人对个人利益应负的责任。     

感激原则与政治义务

感激原则有时候被用来解释和证成公民的政治义务,根据这种理论,公民的政治义务说到底是一种感激义务。基于家国类比的感激理论夸大了家庭与国家的相似之处;从感激义务的积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尝试由于将感激国家的义务限定于服从法律,从而与感激表达方式的可选择性相违背;从感激义务的消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进路虽然可以避免前一种进路的缺陷,但无论是将政治义务看作对国家的感激义务还是对其他所有公民的感激义务都有失妥当,而且这种进路也不能解释政治义务的复杂性。感激理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表明,我们不能把政治义务建立在感激原则的基础之上。     

论感激义务的道德应当及履行

感激义务的道德应当来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缘起于人 们之间的相互关爱,这种关爱往往体现在为他人所提供的帮助或好处。但是,并非所有的帮 助 或好处都能获得感激。对于无意识、被胁迫、无正当理由的帮助或好处,以及以不正当方式 给予的关爱,被施与人就不应该背负感激义务。感激义务的条件是他人正当的关爱。一旦被 他人给予关爱,无论接受与否,都应该按照自觉性原则、适度性原则和合德性原则履行感激 义务。该尽而不尽感激义务是忘恩负义。对于忘恩负义,除了批 评和谴责之外,还应通过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感恩教育、加强制度供 给机制、强化感恩文化等途径进行治理。     

儒家孝悌责任伦理论辩

作为家庭责任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由儒家所阐发、所倡导的孝悌道德,不仅是一种德性伦理、规范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历代儒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深刻阐述了家庭责任伦理:一是父慈子孝的双向的责任,儒家提出来的父与子的角色责任伦理要求核心是父慈子孝的义务规范;二是游必有方的感情责任,"游必有方"并未否定晚辈行动选择的自由权利,它不过表达了孔子着重强调父母健在时子女必须尽孝道的义务和责任;三是不亏其体的重生责任,我们每个人作为自然存在均有保存生命的义务,"不亏其体,不辱其身"表明我们每个人作为自然存在均有保存生命的义务;四是劳而无怨的代际责任,"劳而不怨"既表达了对父母的关爱、敬重和诚意,又是化解矛盾、避免陷父于不义的合适情感表达;五是兄友弟恭的同辈责任,"友于兄弟"作为体现兄弟双方的对等责任内在地包括"兄友"的责任要求和"弟恭"的义务诫命。     

道德差异与人的不可侵犯性

后果主义者认为,一项选择(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道德重要性取决于它所产生的后果,因此不同类型的选择之间并没有内在的道德重要性差异,这被称为后果主义的等价性观点.义务论者卡姆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她认为不同类型的道德选择之间存在着道德重要性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对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构成了义务论约束,使得行为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不应当实行某个行为,即使这个行为能够产生后果主义者所认为的最好后果.卡姆进而通过诉诸人的不可侵犯性来对道德差异进行辩护.     

刑法义务冲突中“义务”的来源

探讨义务冲突中"义务"的来源,应当根据功效的不同,将问题分为"未履行义务的来源"与"被履行义务的来源"两个方面。除了包括刑法中明文规定的不作为义务外,考察未履行义务的范围和种类,要密切联系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来源。基于"冲突状况的发生不能归责于行为人"这一要件,理应排除先前行为、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道德上的作为义务也应被否定。关于被履行义务的范围是否包括道德义务的问题,有肯定说、折衷说与否定说三种观点的争论。与整体法秩序相协调的、保障一定生活利益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被履行义务的来源。     

政治义务:概念与问题

政治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与初步义务;政治义务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广泛适用性和有限性的道德要求;政治义务问题是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认为政治义务是伪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

全球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伦理学话题。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济贫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慈善,并且这种义务视情况既可以是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可能是完全义务。在道德责任上,全球贫困的消除不仅体现在富有国家(或富人)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不过,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的终极关怀,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这种制度正义要求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论孝养义务的伦理基础

孝养义务是指成年子女对父母所具有的照料、陪伴及满足合理需求的道德义务。就其伦理基础而言,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感恩理论,即认为,子女应该孝敬赡养父母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然而,这一观点面临诸多挑战。感恩理论总的说来是基于"生养有利论":把一个人生下来并(或)把这个人抚养长大是有利(benefit)于这个人的。正因为子女从父母那里得了利,而且是很大的利,所以才应该感恩回报父母。针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被父母生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算是得利。另一方面,感恩义务的来源是超义务的行为,而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父母仅仅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子女不需要因此感恩父母。如果,"生"不算是利,"养"又是父母的道德责任而无需被感恩,那么,子女似乎不必对父母具有孝养义务。面对上述挑战,本文尝试对感恩理论进行修正:子女的孝养义务源于父母的抚养之恩,但并不是所有抚养行为都应该被感恩。只有超出抚养义务要求的行为才值得子女感恩,也才是子女孝养义务的来源。     

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有援助义务吗——彼得·辛格论国家援助问题

彼得·辛格论证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海外的绝对贫困者,是通过扩展"救助落水儿童"的事例完成的。他认为如果有义务救助落水儿童,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也有义务救助那些绝对贫困者。对辛格的道德论证,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辛格也进行了相关回应。但是,他的援助理论仍然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对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同时也面临着"对人要求过高"的功利主义诘难。     

作为情感的爱与作为义务的爱

<正>一康德在讨论道德行为时,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爱的问题。如人们所知,康德是不赞成以爱这种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的。因为他认为,一方面,爱作为一种情感具有特殊性、相对性,而不具有普遍性,但作为义务之根基的道德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爱不能成为道德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义务或责任,应当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义务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要性"。     

义务论与道德运气——一种康德式的视角

一般认为,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义务论并不考虑"道德运气"。然而,按照威廉斯等人的观点,人的道德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运气实际上深刻影响着关于一个行为的"道德判断"。本文认为,康德伦理学并非不考虑"道德运气",恰恰相反,现实层面的复杂性正是义务论所思考的出发点,主体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始终不可能脱离开各种运气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康德的义务论才必须提出一种脱离各种运气的法则与原理,它们能在"最小意义"上作为道德行为的衡量标准,从而产生一种基本的"行动指南"。也就是说,康德伦理学不仅不反对或者排斥运气,反而以其自身的原则建构给各种意外情况留下充分的解释空间。     

论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及其限度——以“道德问责”为分析视角

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表现为官员道德责任法律化和道德问责,其源于道德规范调整官员道德行为的有限性,对约束官员恪守义务道德有若干作用。但道德责任法治化存在立法难题,无法将愿望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难以穷尽义务道德责任,以及私德应否入法令人纠结。道德问责也存在实践难题,"依法问责"原则难以坚守,问责存在归责之难,问责受"回应性困扰"。总体上,道德责任法治化能防止官员成为魔鬼,却不能将官员铸就成天使。对官员担当道德责任需要德法并治。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将捍卫人的尊严原则作为官德的首要道德原则。     

中国传统道德关系的特点

中国传统道德关系即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主体之间根据"礼"所结成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主要有等级性、求和性、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分配的极性、虚拟性、变动性、形而上性、不协调性、威权性等特点.     

滥食“野味”的伦理审视

今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宰食野生动物的关注。这次疫情不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考验,也是对健康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的拷问。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道德义务,与其说是人类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同情,还不如说是人类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自保。滥食"野味"已经彻底挣脱人的"需求"范围,进入了无限膨胀"欲求"的程度,从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不可能找到滥食"野味"的合理向度,即使是对于野生动物的伤害,也只有在为保全人类基本利益时才具有消极的较弱合理性。因此,健康伦理要求我们坚持健康饮食的原则,履行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负责的伦理责任;消费伦理要求我们坚持消费文明的原则,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生态伦理要求我们坚持生态文明的原则,重建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所有生物构建"生命共同体"。     

能动性与格沃思道德哲学

本文通过对能动性概念的理性结构及其在道德最高原则证成与道德规范性来源中作用的论述,系统介绍了格沃思道德哲学的基本思路。能动性是格沃思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它既是整个道德哲学的方法论起点,也是其规范性关切的终点。格沃思试图建立一种规范性的能动性概念,继而通过对能动性的理性结构及其存在的必要前提的分析来说明道德最高原则的可能。格沃思认为,一个具备基本理性的能动者只要对自己的能动性进行实践性自我理解就不得不认同一条道德原则,即"总是按照你和他人平等的普遍权利所要求的那样去行为"这一普遍一致性原则。格沃思道德哲学的规范性既不来自于外在神圣意志也非形而上学的本体预设,更不来自经验的善。它建立在主体对其能动性的反思所产生的辩证必要性之上。     

生态伦理背景中的健康道德凝思

健康道德是关于人类健康的一种道德观念。在生态伦理视域中健康道德观念被拓展、更新。它把人的健康、社会的健康和自然界的健康共同作为研究对象。它提出生态伦理视域下的健康道德具有公益性、代继性和共生性的基本特点,提出人人参加,事事参与;健康生活,健康行为;抵制陋习,抵制败俗;爱护环境,履行责任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