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身于语词世界的哲学概念

一、对哲学概念的两种观察视角:逻辑的和语词的 本文旨在讨论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这个讨论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即对哲学概念的“翻译”。但在传统的哲学平台上,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一个合适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为了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传统哲学家们总倾向于在应然的、理想的意义上使哲学概念等同于逻辑化的概念。“逻辑化”的首要特征是形式化,它要求哲学概念具有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     

我们在真正的理解时,可以称什么为哲学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中将哲学的学术概念同哲学的世界概念区分开。但是,这两个概念都以相同的方式隶属于哲学:世界概念表示那种必定引起所有人兴趣的事物;而学术概念仅仅对学哲学的学生们的狭小圈子才具有意义。按照学术概念,哲学最终应该是“哲学认识的体系,或者是由概念组成的理性认识的体系”;相反,按照世界概念,哲学则是关于人类理性之最终目的的科学,并由此获得它的“地位”和“绝对价值”。学术概念的哲学旨在建立一个“理性认识的丰富库存”,并使这些认识“在一个总体的观念下”形成体系的关联。这种哲学最终成为得到证明的形而上学。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双性同体概念

双性同体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双性同体"思想为基础,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跨越性别的界限,呈现双性视角;通过探讨双性同体实现所需要的条件,即基本的译者能力、与性别他/她者的换位思考和相关的理论知识,提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及现实路径.     

主体的消解与复归──论《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

国内学术界有关《逻辑哲学论》的介绍已为数可观,维特根斯坦研究成了又一“热点”。不少青年学者凭借外语方面一技之长率先引进维氏之说,从之者竞相传抄,颇有“生吞活剥”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拾人牙慧为本,以著书“立说”为荣,已成为今日某些学术领域的～种时髦“景观”。在这种情势下,有必要对维特根斯坦作些认真的研究。朱文论涉《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并非侈言“救弊”,而只是对这个重要概念作一些探讨。主体（subject）、形而上学主体（metaphysicalsubject）或我（I）这个概念是《逻辑哲学论》中许多令人困惑的概念之…     

哲学编译会杂记

1945年7月的一天,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了昆明,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以下简称“哲学编译会”或“编译会”)工作。这哲学编译会,在近代中国哲学界的历史发展中,有它独特的地位。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介绍西方哲学名著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它不仅主编和组织翻译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的好书,也培     

异域:萨特之后的法国哲学

我希望本栏目选取的译文能像几片多棱镜那样折射出当代法国哲学的“另类”特征 ,即我在文章中所说的“异域”特征。在我看来 ,该特征与法国哲学几十年来表现出的原创性存在着并非偶然的联系。我对几篇文章译者的工作表示谢意 ,并感谢周迈推荐的两篇勒维纳的文章。     

西译文本对老子“道法自然”误读考辨

在世界典籍的跨文化传播中,没有哪部经典堪比《道德经》,既被广泛翻译传播,同时又存在大量的误译误传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从翻译学、语言学的角度加以探讨,也要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加以审视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等问题;既要从老子哲学的整体内涵、特征去考究,又要从《道德经》中的核心概念入手作具体分析。本文以"道法自然"为例,着力考辨"自然"——老子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如何被西方译者所误译误释及泛化肢解的,目的既是厘清《道德经》西传中误译误释的原因,又为中国传统典籍的跨文化传播和翻译实践探寻一条可行之路。     

西方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西方哲学三人谈

从本期始,本刊新辟的“学术沙龙”栏目正式与读者见面了。该栏目主要发表学者们以私人交流或座谈的形式,对哲学研究中一些具有方向性的热点问题或重大问题进行对话的成果,包括对哲学研究方式的反思和学术伦理的探讨。众所周知,私人交流不同于公共话语,它更多地保存了思想的原生形态,形式和语言也更加新鲜活泼。公共空间的会议报道,本刊已有“学术活动”栏目担当;私人交流空间的开掘,相信会与之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热诚欢迎学界有识之士踊跃向本栏目投稿,帮助我们把这个栏目办好。     

“倚杖听江声”——我与伯林

本文以一个中文政治哲学从业者的身份和在场感,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翻译和写作与伯林思想的关联,除了以写实的方式记录自从中文政治哲学重新出发以来中国大陆思想和观念之争的某些环节和片段,更希望以某种“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作者本人对于伯林思想之潜力的理解;作者不但希望通过这种阐释重建当代政治哲学的谱系,而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伯林思想之于中文政治哲学思考的相关性,并进而在这个新的视界上对无论在中西政治哲学中都最具分裂性的“古今之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     

应用文本翻译批评浅析——以旅游文本为例

本文主要以旅游文本为例，浅要分析了应用文本的翻译批评。应用文本的翻译批评除了要考虑一些基本因素，如文本类型、语言内因素、语言外因素、功能分类之外，往往还要考虑到一些其它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翻译时需要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辅以简化、虚化、弱化、淡化、移动、增补、删节等技巧。     

“物质”概念

我刊近期就“物质”概念展开的讨论揭示了比以前更加丰富多彩的关于物质的内容和定义的观点(参见《关于“物质”概念的定义》,载《哲学科学》1989年第12期;1990年第2期)。看来,应当承认,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大相胫庭是合情合理的。思想上的停滞状态(一潭死水)反而是不正常的。什么是“第一性的”:是物质还是世界观?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注意。物质概念并不给人先验东西,个人的世界观并不是从它开始形成的,而且远不是在每一个个人的世界观中都有这个概念。但是,如果已经有了,那么它首先表现为独立认识世界的结果。这就是说,在个人     

贺麟先生对中国思想中“理性”与“自由”的理解

<正>我的学术训练,最初也算出自贺麟先生开创的哲学传统。过去我和黄裕生教授经常会聊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学术传统,认为这个传统有自己的特点,即无论翻译与研究,其实是有思想关怀包含在其中的。王路教授曾谈道,这个传统有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追求。张汝伦教授也强调,要维护形而上的哲学精神。对此我很赞同。这种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实际上经常在我平时的工作中浮现出来。如今我们更应当延续文脉,传承传统。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学期买到了贺麟先生翻译的《小逻辑》。     

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兼答王若水同志的批评

《现代哲学》1986年第2期上王若水同志对我关于异化概念的一点自我批评提出了批评。我近年来的文章曾受到许多作者的批评。这些批评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是作者针对我的某些观点,就某些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都是有益的。可惜,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没有指出我对异化概念的理解错在何处,只是揭露我的言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这颇令人失望。在王若水同志看来,我在《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中,一方面批评别人滥用异     

20世纪《论语》的英译与诠释

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诠释行为。由于《论语》文本的开放性、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论语》英译的诠释性更加突出。20世纪是《论语》翻译和研究的高潮期,出现了大量的英语译本。中外译者在《论语》英译中采用创造性翻译、现代性解读、哲学诠释、语言分析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多种诠释方法,既丰富了对《论语》和孔子的理解,也导致了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利用和曲解。     

被突围的苦难CSSCISSCI

文以载道,言志抒怀,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我们本着丰富内容、拓展视野、增强可读性的初衷,增设“文苑”栏目,刊发穆斯林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创作与翻译的文学佳作,以文学形式表达伊斯兰信仰,展示穆斯林精神,搭建思想、艺术与心灵碰撞交流的平台。本栏目得到回族作家郭宝光和“阿语天空”微信翻译平台李海钦、马学军先生等的鼎力支持,特致谢忱。     

论J.L.奥斯汀的“世界”概念

Ｊ．Ｌ．奥斯汀通常被看作是战后英国牛津普通语言派哲学的理论权威,以对语言用法精微区分的高度敏锐而著名。对牛津普通语言哲学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批评意见,即认为它过分着迷于纯语言问题,而对世界不感兴趣。罗素就尖刻地批评牛津哲学家是在研究“糊涂人能说糊涂话的各式各样的方法”①而放弃了“理解世界”这样一个传统的哲学任务。我以下的论述将表明,以罗素为代表的这种批评意见至少对奥斯汀的哲学来说是不适当的。在《为辩解辩》一文中,奥斯汀把他自己做哲学的方式称为“语言现象学”,并明确指出语言现象学所研究的是“在什么情况…     

五台山学构建之翻译研究视角

翻译研究作为五台山学构建的一种跨学科视角有很大地延展空间。五台山文化翻译研究包括以翻译史研究方法研究五台山相关经典的翻译历程,以译者研究视角关注五台山历代译经大师,从翻译批评视角研究五台山经论体系中的翻译批评策略,以历史文化为背景研究五台山对民族译经的影响,以文化交流与外宣为目的研究五台山文化海外传播策略等。     

关于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

哲学原理教材呼吁打破传统模式,久矣!久矣之后,不乏新教材付梓问世,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有体系全新之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单一难,单一也不可能。读过我刊近期的《苏联近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理论的讨论》,便足信,百家争鸣,自有百花竞放随其后。我刊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笔谈,旨在广集社会智慧,评其长,论其短,促其“最优化”而已。欢迎读者踊跃投稿。     

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逻辑线索——论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哲学的三次转折

学界倾向以“代”的概念划分现代新儒家的众多人物,但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划分方法却掩盖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中的逻辑线索问题。其一,以“代”来划分人物是从外延上来进行。这样就使“第一代”、“第二代”等概念缺乏内涵,所包罗的人物纷繁,思想驳杂;其二,缺乏清晰的逻辑线索,无法使人洞悉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因而中国哲学也始终是一个封闭系统并以现代新儒学为终结。本文尝试以将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相类比的方式来考察这个问题。当然这个类比并不是随意的。我们发现,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建中国哲学。由于他们所参照的西方哲学往往是其历史上某一发展阶段上的某一流派,因此西方哲学的重大变革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哲学史上看,人类的哲学思维是不断深化的,中国哲学在其现代发展中,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是不断深化的。因而也是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规律。     

生活世界中的三种哲学生活——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选择

改刊伊始 ,我们隆重推出“中西哲学对话园地” ,旨在刊发中国当代杰出学者在研究外国哲学过程中得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毋庸赘言 ,“对话”的基础和前提是扎实的学养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 ,和敢于与西方有关思想家“对阵”的勇气 ;这些成果所代表的是作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取向和风采 ,并不表达本编辑部的观点和倾向———我们惟一的希望是 ,这种以“海纳百川”和“宁缺勿滥”为宗旨的举措 ,能够有助于本栏目、乃至本刊真正成为国内治外国哲学的研究界和读书界同仁弥足珍贵的公共理论空间。另外 ,本栏目也和其他栏目一样 ,在著译体例和编辑体例方面有所变化 ,敬请来稿者多加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