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传》的解释学:交感与会通——兼论《易传》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之异同

该文以现代西方哲学视角分析了<易传>交感与会通的解释学思想.指出:易文本与解释者同源同构同德是理解解释的原因,易文本与解释者交感是易学理解前提,"往"与"来"、"彰"与"微"、道与物之视域融合是理解与解释实质,生命与易道互诠互显是理解与解释的终极目标.最后通过与西方解释学比较,提出了<易传>解释学特征是融创造与循环、理性与非理性、方法解释到哲学解释为一体.     

对复归与走近马克思的考辨--一种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新破解

本文针对当今“复归”、“走近”马克思的观点,运用当代解释学进行了新破解。本文依据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原则,运用当代解释学的积极合理成果,立足于现代思维范式的新视域,对建国以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三个不同阶段、不同结果进行了新破解,肯定了三个不同阶段及结果的合理性及存在的价值,明确指出破解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理解,必须摒弃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以及追求那种所谓“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绝对思维方式。运用独特的新视角,指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及结果,只要实现了实践、理解主体、理解对象三者的具体、历史统一,就都具有真理性,就都是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显现;与此同时,还通过这一问题的探索揭示出了该过程的内在逻辑。     

论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

对实践问题的思考贯穿了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实践哲学不仅影响了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的形成,而且他还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实践问题,发展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启发的关系。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通过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研究关注到理解和相互理解问题,此外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使其注意到实践智慧概念。在中期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他通过实践智慧概念阐明解释学的应用问题。后期他通过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寻求对实践合理性的理解,希望以此来引导人们的生活,避免技术文明对人造成的异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体现伽达默尔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对于我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理解”研究在苏联哲学中的兴起

近10—15年来,哲学解释学(释义学)在西方风靡一时,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各流派中,它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这种情况引起苏联哲学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哲学解释学已经成为苏联哲学界研究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而解释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理解’则已成为苏联哲学界进行正面探讨的理论课题。苏联哲学界对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理解”问题的关注起始于70年代初。到了70年代中期,一些主要哲学刊物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多起来,有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80年代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理解”的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正面、专题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7—8本之多。     

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建构: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论纲

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把传统注重文本理解的解释学改造为注重现实实践与理性批判的解释学,即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它本质上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强调前见、权威、传统、教化的合理性,导致其缺乏彻底的意识形态反省与批判精神。批判解释学也是深度解释学,即心理反思分析的解释学,它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榜样,注重挖掘潜藏在各种扭曲交往、虚假交往、神经病症等的意识形态压抑与控制。最后批判解释学也是一种政治解释学或社会解释学,它珍视平等交往、自由解放等价值理念。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产生了双重历史效应,它实现了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和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学转向。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倚杖听江声”——我与伯林

本文以一个中文政治哲学从业者的身份和在场感,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翻译和写作与伯林思想的关联,除了以写实的方式记录自从中文政治哲学重新出发以来中国大陆思想和观念之争的某些环节和片段,更希望以某种“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作者本人对于伯林思想之潜力的理解;作者不但希望通过这种阐释重建当代政治哲学的谱系,而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伯林思想之于中文政治哲学思考的相关性,并进而在这个新的视界上对无论在中西政治哲学中都最具分裂性的“古今之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     

简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

简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何卫平（武汉大学哲学系４３００７２）哲学解释学是解释学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本体论的转向和对解释学内在辩证精神的自觉崭露方面。尽管现代解释学理论是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共同奠基的,但伽达默尔在参与创立新解释学的同时建立...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