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杂社会的秩序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必备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迅速提高,自然秩序开始变得不能适应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创制秩序.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从而对创制秩序提出了挑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自觉秩序也就是合作秩序,既是人的合作行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合作行动的保障.对于历史而言,自觉秩序将是人类秩序追求的归宿.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论道德与市场经济秩序

本文认为 ,道德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不可或缺和非常重要的基本秩序要素 ;道德的整序作用 ,不仅表现为它作为相对独立的秩序要素为市场经济运作直接提供日常的和基本的秩序条件 ,而且表现为道德作为正式经济法则的文化母体和基础对市场经济运作起间接调节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秩序问题 ,并不表明道德是无用的 ,它表明的恰恰是习俗化和大众化的现代商业道德尚未发育成熟 ,其整序作用未能发挥出来。     

产权安排是社会道德的基础

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根本制度安排和人们的一种基本权利,产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一定的利益差别和产权界定,是道德产生的前提;社会产权制度的性质和变迁,规定着社会道德体系的特质和演变;社会产权安排的结构和状况,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和社会道德风尚。健全的产权安排有利于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安定人们的生活心态,创造积极的道德环境和条件,从而优化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促进良好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     

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性”问题

市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是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搞市场经济是否按价值规律办事,获取利益的方式和利益的使用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总是与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相联系的。正确地揭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 制定获取利益方式和利益使用方式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是摆在经济伦理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论伦理秩序

实存的伦理关系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历史性统一,伦理关系本质上是现实合理性秩序中的关系,是有主体精神渗透其中并通过道德、法律、习俗等规则体系维系的关系,它的首要问题是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研究伦理秩序应把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伦理秩序的顺畅和谐在于道德的有效调节,也在于法律的有效控制。伦理秩序在社会变革中经过必然与自由的辩证运动,使矛盾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应当是以公正支撑的合理的伦理秩序的社会。     

类同一性: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

人最早的存在形态是类存在形态,人的类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类自然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自然基础,类社会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社会基础。     

论亚当·斯密的自然和谐思想

斯密接受了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法国重农学派关于自然秩序的思想 ,认为人类社会有着自然的秩序 ,人们只要遵从这种自然秩序 ,不进行人为干预 ,社会就会自然和谐。从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看 ,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就必须遵循自然秩序 ,而遵循自然秩序就必须实行经济自由的原则 ,无须国家的干预 ,这样才会有社会经济的和谐。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说 ,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调节着社会经济 ,也促使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 ,它使追求个人利益的各个人得以和平共处 ,实现政治生活平衡。同样 ,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中间桥梁 ,实现了个人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过渡 ,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论应然的基础

应然的基础主要包括真实性、合意性和正义性三个方面.近代以前,人们对于应然的论证,主要强调其真实性基础,即说明其所依据的世界图景的真实性和真理性;近代以来,尤其是人本主义兴起之后,对应然的论证除了真实性基础之外,还要阐明其合意性基础,即说明其符合人的需要,是可欲的、合意的;在当代,人们认识到个体的合意性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开始更多地阐述其正义性基础以调解个体合意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如果一个伦理体系不坚持真实性,那么,道德伦理的底线就容易垮塌;如果不重视个体的合意性,那么个人的权利就容易遭到侵犯;如果不重视公平正义,就会损害既有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行政秩序与公正目标追求中的伦理之思

伦理秩序与社会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与追求的目标,是贯穿于行政伦理体系的重要范畴,但二者又存在着矛盾的关系,行政主体重视秩序,行政客体关注公正,而一个社会良好秩序的实现,总需要社会公正作为它的基础与支撑,这意味着政府只依靠强制性的法律秩序供给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提供具有正义的道德秩序供给,如果自身行为不正义又不能制止社会不正义,就会形成正义的脆弱性局面,从而导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合乎自然而生活--斯多葛学派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合乎自然而生活,是古罗马时代斯多葛学派提出的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命题.该命题认为,自然本身作为不可僭越的必然性秩序既驾驭着整个自然宇宙的运行,又作为命运支配着人的灵魂和行为,因而人类必须以自然为指导,合乎自然秩序而生活,这是宇宙秩序赋予人的一项基本道德责任.自然本身因其和谐有序性而是善的存在,合乎自然而生活亦为合乎善而生活,过一种与自然和谐的道德生活.人正是在合乎自然而生活中才能成就自己的美德而达成至善.     

自由伦理的重构——论黑格尔对合法性与道德性之分离的克服

现代世界的基本特质是合法性与道德性的分离,但这种分离也导致了所谓的“博肯福德困境”:现代国家失去了内在的结合力,从而沦为一个外在的强制机制。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以一种标准的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所谓的“魔鬼民族”构想。在他们看来,国家只需要以强制的心理学机制就可自行运转,但是这样的国家模式最终会导致一种权力的无度。青年黑格尔追随古典的共和主义理想,期望回归一种古典的崇高共同体,但是这种理想无法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无差别的狂热主义。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在个体的认识和行动之中有其信念之根,作为主观的实体性,现代公民的意向与伦理的客观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自由现实。     

社会全面转型中的伦理秩序构建

社会转型需要价值的引领、道德的支撑。面对社会全面转型,我们唯有构建与之相适的伦理秩序,才能满足社会各领域的多元道德需求,消解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矛盾与张力,确保社会在转型中协调发展。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价值的强势导致道德价值的式微,经济理性的膨胀导致道德理性的缺失,经济文化的蔓延导致道德精神的弱化。新时代社会转型需要整体性伦理秩序的支撑。整体性伦理秩序具有复合型的价值目标、开放的道德姿态,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公正与和谐是社会全面转型中伦理秩序的基本维度。伦理秩序以权利平等为价值坐标,以多维正义为基本原则,以互惠共享为交往机理。     

论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生活,因而伦理学首先就需要研究神性、人性和物性,也就是研究万物的"自然"。但思考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神明,也就是最高的善,从而走向德性。在思想领域,"认识"本身不是目的,达到道德的高尚性才是,因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认识"的限度,这也是属人的根本"义务"。义务在于行动,行动必须以智慧和良善为前提。德性乃是理性的保证,理性与德性的连接点在于"完善",达到存在的最高境界。研究这种境界的哲学不是知识的展示,更不是概念的思辨,而是治疗灵魂使之达到德性的生活方式。古代伦理思想的基础在于大写的"理性",其目标在于"高尚",其方法在于"义务"。理性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致良知"。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混沌之死的生态伦理意蕴

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混沌之死的寓言.混沌实际上就是自然.倏忽二帝之所以要为混沌凿窍,人们之所以要改造自然,都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的秩序要求.混沌与自然虽然不符合人类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但它们都符合它们的本性,都出于天地之道,人们都应该善待之.     

《论语》的道德自由精神探析

儒家德性伦理中不乏道德自由精神.《论语》天命观念下主体的意志自由,礼乐行为规范下的主体道德行为自由,社会等级秩序下的道德境界自由,充分体现了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看似被压制实则具有丰富的道德自由精神.道德自由精神反过来又折射出儒家的德性精神,以及人生、社会的理想建构.     

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当代反省

君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理想人格的道德期待,它产生于传统政治等级结构之中,是各种政治主体的抽象综合体,具有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属性。王朝体制架构下,君子表现出维护王权思想、完善权力结构、整合协调政治秩序的功能。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发掘君子人格的价值,首先要破解概念转换中的障碍,进而寻找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契合性,最后要发挥政府公民教育职能以弘扬其积极意义。     

同情的进步——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文明问题

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强调道德判断的情境性和道德情感的社会生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持有一种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在斯密那里,跨文化的比较始终是可能的,因为自然合宜性构成了我们评判某一习俗的客观的、外在的尺度。文明与野蛮的差别在斯密那里并不是中性的,文明社会与野蛮民族在生活条件上的差别本身就具有重要的道德后果,而且文明的进程在道德上体现为人的同情能力的进步。斯密借助“文明”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关于人性完满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使他得以对18世纪欧洲社会本身持有一种批判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