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京教案"探因

南京是晚明耶稣会士传播福音的重地。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 ,南京发生一起逮捕耶稣会传教士及天主教信徒数十人的事件 ,史称“南京教案”。以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为代表的明保守派官僚联合某些佛、道人士发动了这起教案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它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成为晚明天主教传华后发生的第一起影响较大的反天主教事件     

略论晚明南京的商业

略论晚明南京的商业周志斌明自永乐间迁都北京后,南京降为留都。尽管如此,它在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仍享有特殊的地位。南京既是明王朝在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又是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故时有“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之说。商业的兴衰往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一...     

因病对治——论刘蕺山对理学的反省与重构

时至晚明,宋明理学已是流弊重重,此时王学呈现出玄虚与猖狂之弊,朱子学存理去欲的主张与晚明情欲解放思潮也发生严重冲突。此外,理学还面临着世俗功利之学的冲击,这都需要理学家在理论上一一给予回应。刘蕺山作为晚明理学的殿军,面对晚明学术的种种弊端,采用因病对治的方式,以合一代分解,以实济虚,以主宰对荡越,以生生对寂灭,以尚义对功利,以静存摄动察,通过这种辗转对治,建构了有别于朱子学与阳明学而自成一家的学术体系。     

晚明佛教:短暂的辉煌与深远的影响

晚明短短几十年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佛教诸派因势而起,掀起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次辉煌。无论是寺院的兴复,还是义理的抉择,抑或居士佛教的普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而四大师的先后出现,更是将佛教复兴推向高潮。晚明佛教复兴虽历时短暂,但对后世佛教,尤其是近代佛教的兴起有深远影响。     

晚明心学功夫的时代意识与实学精神——以邹元标为中心

中晚明学风日益弊陋,邹元标在晚明"救世"思潮语境中建构起富有实学精神和时代意识的心学功夫体系。它以心为体,以知行合一为致思维度,以修悟合一为实践向度,直指清谈务虚、不事践履的晚明学风,具有对治时弊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邹氏功夫论是对王学末流的拨乱反正和阳明学精神的回归,对于理解晚明心学衍化及后世对其不当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     

生活即审美:晚明社会生活美学探蠡

随着晚明社会消费文化的兴起,晚明士人通过"身-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审美感觉型塑着晚明社会艺术化生活之风。晚明士人无论是饮食生活以个性化、联觉化、本色化为美的审美追求,还是服饰生活以艳丽化、复古化、新奇化为美的审美特征,抑或是家居生活既致力于营构一种极具文人品味的意境之美,又以其身体愉悦感为基础所形成的趣味时尚,皆是其精致的唯美文化的表征。士为风俗先的表率作用,导致此种唯美文化不断播散,进而掀起晚明社会艺术化生活之风,其正可以与晚近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潮相互对话。在此意义上,探寻晚明中国唯美文化不仅意在展示晚明中国"人与文"觉醒的历程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实践可能、重视中国审美文化史;更是以"中国眼光,为人类目的",回应世界范围内因工具理性的宰制而兴起的生活审美化的主潮,以特殊性的中国审美文化资源来寻绎超克全球现代性的困境之路。     

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兼论刘宗周、黄宗羲是甘泉后学

湛甘泉与王阳明既是朋友,也是对手。从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可见两家关系之错综复杂。作为浙人的甘泉后学刘宗周和黄宗羲,既受阳明学的影响,也受甘泉学的影响,但学界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从甘泉学脉来看这一对师生,对他们会有新的定位。针对同门对阳明学的批评,黄宗羲确实经常进行反批评。但我们不能说,甘泉学在晚明已完全与阳明学合流,从而失去独立性。从刘、黄二人以及其他甘门人士的作为,我们不难看出甘泉学在中、晚明的影响。     

论晚明居士佛学的思想特质及其效应--兼论晚明"狂禅"现象

禅教归净、性相会通、性悟事修相结合,构成了晚明时期佛教圆融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晚明佛教居士修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其佛学思考的基本导向。本文指出,晚明居士佛教由禅净并行而摄禅归净,由返经明教而学行并重,以及智慧与信仰齐举、修身与修性并重的思想特质,体现了晚明儒佛调和思潮下佛教经世务修的思想取向,并以此消解晚明盛行一时的“狂禅”现象。     

禅教归净与晚明佛教的普世性

晚明佛教承续宋代以来禅净合流的历史趋势,盛行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相结合的参究念佛禅,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论的思想转向。这一思想取向,既是明末禅学复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明禅净合流的主要特色。与此同时,晚明丛林还存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的思想转向。从参究念佛到摄禅归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二大思想取向在客观上进一步使晚明佛教走向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并藉此而实现禅、教、净三者的真正合流．从而不仅体现出一种中国佛教从智慧走向信仰的思想特点,而且还使晚明佛教呈现出一种普世性的思想内容。     

易学与晚明小品

易学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观、生活情趣,晚明小品理论强调小品短小、简易、新奇、独抒性灵、自然而然,皆直接或间接地吸取易学理论资源。晚明小品创作多方面受到易学的深刻影响。晚明小品兴盛也促进了易学的“小品”化。     

晚明学者王时槐思想初探

<正> 王时槐(1521—1605)是晚明江右著名王门学者。字子植,号塘南,吉安府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等职,隆庆五年升任陕西参政,自请告退。万历十九年再次诏起贵州参政、南京鸿胪卿、太常卿等,皆未上任即请告退。八十四岁卒。著作有《论学书》、《语录》等。《明儒学案》中“江右王门学案”共九卷,立二十七人学案,附录六人,黄宗羲在卷首写道:     

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以6175名17岁以上的个体为被试, 采用四种自编问卷考察了相对剥夺感对创新和反叛这两种社会适应方式的影响, 归因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同时还考察了反叛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相对剥夺感对创新和反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相对剥夺感越高, 创新和反叛的程度越强烈; ②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和创新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对相对剥夺感和反叛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③归因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反叛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能增强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的关系; ④在下层阶层中, 反叛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能减弱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相对剥夺感对社会适应方式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弱势群体阶层中, 反叛能减弱相对剥夺感对创新的直接影响。     

一杯酒的容量

正宋太祖赵匡胤特别喜欢喝酒,历史上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著名的大事件都与酒有关,比如陈桥兵变,比如杯酒释兵权,等等。喝酒最忌独酌,太祖也不例外,想喝两杯的时候,他总要请三两个人来做伴。这一天,他请来的是南汉后主刘鋹。刘鋹不是主动投降的大宋,之前宋太祖曾让南唐国主李煜两次写信劝他归降,不知天高地厚     

艾儒略及其耶稣传(四)

正几乎就在出版《天主降生言行纪略》的同时,艾儒略出版了《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成为晚明风行一时的宣教书籍。晚明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品流行的时代,插图本书籍、连环画催生了私人出版业,民间刻像图书十分兴盛。艾儒略传教的福建正是晚明私人出版勃兴之地,据统计,仅崇祯年间就有84家书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正是顺应这种潮流而编写出     

作为"名教信徒"的李贽

李贽一直被视为所谓"名教罪人"的晚明伟大思想家,他以其对自己身前身后名的无比看重和自觉实现,而堪称中国古代"名教"的至为忠实的信徒.而李贽所重之"名",并非一种被缚于世俗名缰利索和等级秩序中的他者之"名",而是一种作为个体生命象征的"自己"之"名".他一方面以其亲身和亲体而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又以其"家族类似"而具有突出的家本主义特征,从而其不过是对人类生命谱系中的"典型"的指称.这意味着,李贽的立身成名的人生之路,既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力话语统治体系的激进反叛,又从中体现出对整个族类生命的不朽记忆的不懈追求.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等级与寺院经济——以《金陵梵刹志》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葛寅亮所著《金陵梵刹志》讨论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地理分布、寺院等级状况,以及前述两要素对寺院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南京地区大寺、次大寺的寺产基本上远离本寺,管理不易。在葛氏的规划下,当时其寺产分配为"公产"与"禅堂"两部分,分别供应学问僧和应付僧。中、小寺院寺产构成的差异主要源于都城和乡村地理位置的差异。此外,各等级寺院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有所发展,下院与别院之关系的出现为低等级寺院解决经济和管理的困境提供了新途径。最后,以葛寅亮清理南京寺产的事件为切入点,讨论在管理寺院这一公共空间过程中,官方力量与地方士绅的冲突。     

南京的阿訇和穆斯林学者简介

本文仅对南京的阿訇和穆斯林学者,作简略介绍:南京阿訇的来源有四个途径:①开学阿旬的传、帮、带;②太平天国后清朝七营统领朱怀森从外地带来的阿訇兵,如:曾担任南京净觉寺伊玛目的白辅臣阿訇是勤务兵,王玉珊阿訇是号兵,徐光修阿訇也是清兵;③外地请来的,如:陕西的张少山、甘肃的李     

《楞严》之诤与晚明佛教——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

《楞严经》在晚明的流行,其主要表现形态是大量注解的出现。对《楞严经》的异彩纷呈的诠释,又是与这一时期的佛教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通过对晚明"《楞严》之诤"这一佛教思想史"事件"的梳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楞严经》的历史"境遇",并以此关照晚明时期佛教的基本状况。     

晚明社会秩序变迁与话本小说的宗教教化思想

晚明社会隐藏着诸多导致社会变迁因素.在思想层面上,民间宗教作为官方扶持的正统宗教的"异端",教门派别纷繁芜杂,时而演变为普通民众拒抗官府的政治工具;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经济萌芽,商品贸易活跃,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新兴商人阶层要求分享特权阶层之权利.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晚明社会传统秩序、价值观念遭受冲击和挑战.本文集中研析晚明社会变迁背景,以及冯梦龙、凌蒙初为代表的话本小说之宗教思想,试图揭示晚明话本小说宗教教化社会之目的.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晚明社会秩序变迁的两大因素:宗教因素和商品经济活动因素.(二)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话本小说中所持守的宗教观点和态度.本文得出结论为;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文人群体不可能对自身所属阶层有质变性的超越.绝大多数话本小说作品主题思想表明:晚明士大夫文人群体极力宣扬和利用正统宗教思想观念,教化社会风尚,旨在维护和恢复传统的社会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