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学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佛学的精神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在中国佛学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主要方面。圆融精神是佛教调和其内部思想学说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物,对不同思想学说的调和、包容和融合态度以及圆融性的理论是其基本内涵;伦理精神融合吸收了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世俗伦理,具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人文精神融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精神特质,从而使出世的宗教融入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人心、人生、人间的思想内容。中国佛学的精神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等均具有现实意义。     

论儒佛道三教的生态思想及其异辙同归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智慧。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天地人一体同仁"充分体现出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道家道教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提倡"因天地之自然",以实现"人与天合","神与道合"。"天地人一体同道"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以缘起论阐发了心与物、理与事、天地与人之间的圆融互具、相即相融的整体关系,提倡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儒佛道分别从人的本性、道法自然、缘起净心出发,异辙同归地指向了天地人的同体与和谐共存。三家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成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之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多条河流的,但是,作光作盐的基督期望和传福音的大使命,都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故而佛道的整体出世性倾向就不足以令基督徒过多亲近。而发源于上古一直未曾中断的数千年儒学具有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性,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倾向,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基督信仰相呼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文化内涵。"基督教儒家化"这个概念不是外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耶儒混合,而只可能是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批判性比较和批判性融合。"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最后凝结的一定是两家的精华而非糟粕。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很多神学思想难题。"基督教儒家化"对于基督徒而言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借助于儒学的真理性文化内涵来追求基督真理、解读基督真理、传播基督真理。这不仅包含"怎么传"的问题,也包含"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尤其是神学思想上的"纠偏"。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德福之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而深刻,认为德与福都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德是福的基础,福是德的内容;福应是德的结果,但求福并非德行的条件;人不应忧福享,该忧无德行。它以追究本体的方式来阐释德福之辩,体现出儒家的道义精神和孔颜乐处的儒士之风。传统儒家在探讨德福问题时显示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特质、济世救民的思想形态和以德致福的价值取向,在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浅析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儒道释美学思想比较

儒道释三家思想可谓殊途同归,他们最终的目标始终是"天人合一"。由此看出,中国传统美学、中国传统艺术都非常重视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因而使得它们更富于主体性和精神性。儒家由天道入人道,推崇人的伦理秩序和博爱之心,是个体人格向精神向宇宙本体的融合。道家由人道入天道,追求绝对自由。禅宗追求的是人的心性与佛性在精神层面上的升华和统一,追求与大自然的融合,追求真正体验生命冲动和生命情调的审美意境。这其间,自然与人,宇宙与个体,主体与个体都在"天人合一"中找到了归宿和位置。而这一点正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施忠连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除冯友兰哲学以外,都继承了陆王心学的传统,把人的本心,即仁心作为世界的本体,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论证的方法不同。以本心为宇宙本体,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第一,据此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确立了最高价值观念。第二,仁心为现代人的人生确立了最高目标,使人生变得美好,富有意义。第三,以仁心为本体,说明人们应反求诸己,发扬它作主宰的精神。第四,心本体是创造精神的不竭源泉。第五,肯定儒家思想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学的目标是让新儒学成为现代人精神发展的总指导,成为现代文化的思想基础,从而能够支配现代化过程。然而实际上,现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新儒学受其本体论所局限。现代新儒学过分倚仗他们的本体论,因此他们重视抽象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轻视具体的实际问题,这是由于他们受传统儒学以本统末思想方式的影响,认为现代社会所有理论的和实际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确立本体。现代新儒学过分倚重形而上学,根源于其本体论学说中的一个致命伤,即将实在与主体混为一谈,也就是把心本体与宇宙实在相混同,从而完全否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     

当代儒商的启示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经商办企业的"文化资本"。当代儒商,就是尊敬儒家先师孔子、践行儒家管理理念、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承担儒家历史使命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儒商实践超越了西方管理理论的教条,开拓了世界管理学发展的新视野,在企业的组织、管理、经营、领导等方面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和深刻的启迪。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终极关怀”与“超越之路”上的从歧异到趋同──论宋明新儒学的伦理本体化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其影响(上)

宋明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宋以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在思想内容、理论结构、学风旨趣上的不同于先前儒学的一切特征都来源于它的伦理本体化的思想倾向。而这一点是儒、佛两家长期互渗交融的产物。众所周知,儒家重伦理,佛教讲本体,“伦理本体化”意味着中、印两种文化传统,儒、佛两种思想体系在形而上的高层次中有了一定的统一。这使佛教避免了像摩尼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那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融入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的直接前承是以伦理本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宋明新儒学,而中国近现代…     

略论马一浮视野中的三易之义

三易之义是马一浮先生易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先生运用三易之义来解说心性论、功夫论,吸收儒家和佛家在心性论、功夫论方面的成果,使儒家和佛家义理互相阐发而明晰,既展现了他强调通过功夫证悟本体的学术宗旨,又体现了圆融会通的学术特色。马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大儒的作用。     

情理:中国传统司法的文化基础

法律的实施,司法的运行,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最低限度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支持力量,需要依靠法律和非法律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传统司法同样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基础,它突出表现为源于儒家伦理价值观的"情理"。这既是传统中国"情理法"一体的机制所致,也是情理自身的内涵使然,更为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事例所印证。情理法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使中国传统司法必然以情理为文化根基;情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开放特征,使其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了情理作为一种内在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与司法文化传承。     

探考儒家历史的本真——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

探考儒家历史的本真———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黄伟中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要流派,凭借其二千年学术源流和思想精神的深厚积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自不待言。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人有精神也。而政治、...     

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从徐复观的相关认识谈起

通过借鉴徐复观的相关思想及对现代新儒家"中体西用"的再理解,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表现为"传统—反传统—形成新传统"的规律,即以中国文化的体(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或曰历史常道者)为核心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由此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庞朴先生所发现,并为中国古人一直袭用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     

论中国古代哲学情境反思的思维方式

追寻本原、本体乃人类本性使然。哲学上讲的"本体"有不同的形式:有概念化本体,也有情境式本体。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原、本体就是情境式、境域化的本体;与此相应的思维方式是情境反思式的。在孔子、老子、庄子、禅宗思想中,都有一种天人合一、人与世界一体同在的情境化了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情境化本体。中国古代哲学的情境本体和情境反思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特色,是我们的思想瑰宝,值得大力发掘。     

中国哲学再建构的当代路径——由《仁学本体论》展开的对话

三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梳理"与"重建"是其重要的致思理路。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引发的调整与挑战,构建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予解答。《仁学本体论》以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为核心,从"仁本体"的角度历史性地吸收了儒家哲学的优秀内容,从新的视角创造性地理清了中华民族哲学传统与文化积淀的脉络;同时,在"中国文化主体"的前提下,再定义了"自由、平等、公正"等西方价值,提出"仁统四德"、"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等哲学观点,尝试解决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价值问题,从哲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面对现代世界的价值之所在。更重要的是,由是书引发的"中国哲学再建构"问题,必将是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华严圆融思想与佛教中国化

<正>浩如烟海的佛法经典中,《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其圆融思想阐释了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被誉为“经中之王”。《华严经》传至中国之后,中国佛教的祖师们深挖其意,开创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华严宗。《华严经》的不同版本经过翻译之后,形成了中国化的义理体系,也就是后来所见到的华严圆融义学。华严宗祖师发挥《华严经》的思想,在华严宗成立之后,华严圆融思想不断在佛教中国化历程中与中国本土各类思潮相互融合,彼此激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中国孔子基金会编辑出版《儒家文化大众读本》系列丛书

<正>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教育有千年不衰的优秀传统,几乎就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同义词。儒家教育为儒系文化的绵延和传播储备了思想和人才,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官学、私学、书院及考试制度的兴起、发展、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儒家     

儒家和谐伦理体系及其道德哲学意义

儒家在历史上进行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这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具体表现为四个结构:道德哲学体系、伦理精神体系与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特殊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以"五伦"为原理的伦理世界的和谐;以"四德"为内核的道德世界的和谐;以"中庸"为境界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