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比较

康德的文本表明康德在自由概念上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康德消极自由的基本内涵是意志的实践法则独立于经验质料的先天形式;而先验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康德消极自由指的是独立于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因果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康德自由观念内在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相比于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经验性本质,康德自由的先验特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异应在康德与伯林迥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中予以把握。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康德哲学与传统人文科学的“出路”

康德哲学的使命不仅在于为知识奠定基础,而且更在于确立人的自由:他为知识奠基的工作,同时也是划定知识界限的工作,从而为人的自在-自由的存在留下了位置.如果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是通过为知识奠基而划定知识的界限来为自由辩护,那么,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则通过回答一切法则如何可能来确立与论证自由的绝对性.自由的绝对性使得自由法则成为一切人文科学必须奠定其上的基础.     

康德论人性的善恶

康德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之本性的界定上,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为人向善或趋恶提供了可能性。康德说人的本性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由此人性的善或恶取决于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或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准则的自由。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人的本性天生就存在一种根本恶,这种恶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造成了心灵的颠倒,但正因为其源于人的自由本性,也为人改恶向善提供了可能性。     

康德哲学中的“人性公式”与尊严

历史上很多学者将康德的“人性公式”直接奉为尊严原理,主张“人性公式”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尊重人之尊严的要求.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康德自己也说.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由此,拥有人性就是享有尊严的前提和根据.事实上,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由.作为道德法则的“人性公式”,其实质就是要求尊重人的理性能力.尊重人的自由,而这正构成了尊重人之尊严的核心要素.     

论自由的生态本质

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如何以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以康德伦理思想的论理方式为例

摆脱世俗强权和宗教神权的禁锢,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无疑是进步的。康德沿袭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满怀启蒙世人的情怀,从人人平等地拥有理性和自由出发,以普遍法则如何可能为主线,系统论说道德的形而上意蕴,并引导大家回归现实,提出“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道德建议。其论理方式虽纷繁复杂但很是严谨,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历史任务谈起,沿着康德为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以及如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的进路,探析“理性与自由”作为康德伦理思想论理方式的起点和内在逻辑。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对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反思

形而上学能否被终结是长期存在于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欧洲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实体论的思维本体论,康德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并没有颠覆形而上学本身。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人的自由本质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同时又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为形而上学找到了栖身之处,即以人的自由本质为依据,确认普遍的道德法则和权利法则只能来自人的纯粹理性,而不是来自经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本体论原则完成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总体超越,从人的生命活动(劳动)出发确认人的自由本质,并将"改变世界"确立为实践哲学的主题。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必然要面对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这些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不可能直接出自于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和概括,而必然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性依据,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推导出与人的自由本质根本一致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而依靠我们的理性能力来探讨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正是形而上学在实践哲学中的运用。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 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 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 。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 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 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走向自由的否定:康德黑格尔哲学自由概念批判

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都主张绝对的、纯粹的自由。本文通过对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的分析比较,总结出三个共同的特征,即自由作为精神的独立性、普遍性和超越性;自由是对于感性和欲望的反动;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服从。从这三个特征出发,本文试图说明,对必然性的服从意味着对自由的内在规定,而这种规定性即否定了自由的自主和选择的本质。对感性和欲望的反动意味着消极性,而精神的独立性要素则表征了仍然未能得到统一的精神物质二元分裂。由此,康德黑格尔的自由概念都走向了自由的否定,自由的反面。     

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

康德伦理学被视为义务论的典范,因而许多研究主要围绕其"义务"(Pflicht)概念展开,探讨自律的意义和道德法则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康德著作中不乏关于"目的"(Zweck)的论述,甚至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建构了一个体系完备的目的体系,这对于深入理解义务和幸福、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言尤为关键。本文尝试对康德关于目的概念的定义和目的论体系的建构做出考察,进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从而分析目的何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问题,并阐释将作为道德存在的人视为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价值和意义。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论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

现代人仰仗着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而自认为已经充分实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生态危机的发生则表明现代人所倡导的这种征服性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幻象。随着现代性征服自然之自由的破产,"什么是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当代人面前。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应当是:生态必然性关照生物必然性的认识论自由,人与自然本质一体而无外物与人对立的本体论自由,依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而实现的实践论自由。三者一致归旨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由。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     

重看康德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以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循环为视角

在论述定言命令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康德意识到一种可能的质疑:自由和道德法则的交互论将陷入循环,于是他通过寻找一个自由的非道德的根据来摆脱循环,完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本文指出,循环是双向的,但归根结底是从道德法则到道德法则的推论。康德通过先验观念论确认我们是理性行为者,并得以摆脱循环。循环的摆脱构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的重要条件。不过,阿利森认为循环的摆脱失败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阿利森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