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冠以存有论名称的存有论思想--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存有论思想辨析

在写作《心体与性体》的时候,牟宗三的存有论思想已经基本成形。由于他此时仍不承认知性有其存有的意义,所以并没有将有关的思想直接冠以存有论的名称。深入研究这部著作中的有关思想,是全面理解牟宗三存有论思想的入门捷径。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简析山鹿素行对朱子心性论的批判

山鹿素行是日本江戸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兵法家,古学派的先驱,山鹿派兵法的开祖。早年即接触朱子学,青年时代潜心研究,并节选、抄录、出版朱子著作,中年开始怀疑并著书批判朱子学,主张古学。因此罹笔祸而被幕府流放。流放期间重新审视日本历史,认为本国文化优于他国,尚武的传统万世一系,主张日本中朝主义。本文的焦点将集中于山鹿素行与朱子学的渊源及其朱子批判始末,浅析其批判理由,并探寻山鹿学与朱子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形而上特征

中国佛教把心性问题的探讨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心体""理体"是中国佛教心性论建构其形而上学体系时最为重要的思维层面。以心体为基点,将理体落实于心体就形成"心性本体",这是中国化佛教诸宗心性论的要点之一。天台宗确立的心性本体为"一念无明法性心",华严宗确立的心性本体为"自性清净圆明体"即"一真法界",禅宗的心性本体为"自心"。而法相唯识宗则持心体与理体两分的立场,其心体即阿赖耶识本体内含的无漏种子是连接心体与理体的媒介。上述四宗的心性本体都具有实体化倾向——将心性本体当作确定的、真实的存在,但与将实体视为独立存在、没有活动的"绝对"的西方哲学,迥然不同。"心"既是众生解脱成佛的主体,也是世间"诸法"之所以"生起""存在"的最终根据。因此,隋唐佛教诸宗所确立的心性本体便一身兼二任,既是"人本"和修行意义上的本体,也是现象世界的本体。     

牟宗三三系论的理论贡献及其方法终结

三系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标志性成果。这一思想由自律论和形著论两个支点作支撑,首先将五峰蕺山独立为一系,其次将伊川朱子判定为歧出,观点鲜明而突出。三系论地位十分重要,以至无论你是否同意,都不能轻易从其身边绕过,不加置评地坚持旧说或创立新说。目前学界对这一体系大多还只是一般性的介绍,具体分析批评较少,研究不够深入。本文旨在前期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体系作一个综合性的评述,既承认其理论的贡献,也分析其内在的缺陷,进而宣告其思想方法的终结。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论"理性事实"与"隐默之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康德与孟子的区别

近年来,牟门弟子李明辉先生以"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为基础诠释康德与孟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谨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我的基本观点是:我承认在康德和孟子学理中都存在着"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但这不仅不能消弭反而更加彰显了康德与孟子之间的不同.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康德理性的实践运用及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正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纠缠哲学的难题之一。神学本体论是传统的或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传统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那里,已成为阻碍哲学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哲学如何突破旧形而上学的束缚,并为形而上学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是当时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康德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     

朱熹的敬畏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伦"有类、辈分、顺序、秩序等含义,可被引申为不同辈份之间应有的关系."理"则具有治玉、分别、条理、道理、治理等义."伦理"二字合用,最早见于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朱熹哲学中"太极"概念的几种涵义

评述朱熹的太极范畴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哲学史上认为朱熹的形上学是从宇宙发生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而太极是这一转变的核心概念。这种看法大体无差。但笔者认为朱熹的太极概念中有几种含义可作详细分疏。关于太极,朱熹在他的文章中或者在与学生之间的谈话中所述内容中有种种不同之处,甚至互相矛盾,令人迷惑不解。《朱子语类》中说到“太极”处,共有334次。在《朱子语类》和《近思录》首篇涉及的问题中我们会发现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心目中的太极,与宇宙论的“天地”、存在论、本体或心性论的“理”、“性”等又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     

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

For understanding Zhu Xi's virtue theory as well as its structure and ethical meaning,the first half of this essay analyses Zhu Xi's theory of Four Virtues.And the other half of the essay turns to the theory of universe of Four Virtues from the ethical theory of Four Virtues,then gets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in a certain sense,Zhu Xi's philosophy system can be seen from two basic points,namely Li Xue(school of principle) and Ren Xue(school of humanity).From the Li Xue to embody Zhu Xi's philosophy is the ...     

从《牧斋净稿》看朱熹的道教信仰

朱熹青年时期以《黄庭内景经》为核心文本建构起自己的道教信仰。他的修持方式主要是斋戒、诵经、存思、服气 ,显示了高级文士的修道实践与宫庭和民间宗教行为的雅俗分野。朱熹与道教的因缘对他的诗歌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慕道山栖、离绝尘累的道门宗风使其早期诗歌表现出雅尚隐逸的世外高情 ,热烈的道教情感给他的诗歌染上了浪漫的色彩。总之 ,从《牧斋净稿》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道教是此集中的主要宗教祈向 ,而佛教影响在其中只处于附庸的地位。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朱谦之"文化哲学"研究

在朱谦之的学术世界里,<文化哲学>的地位是他前期最后的学问顶点.(马列主义非受容时期1918～1949)①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哪怕只能活一天,也要为文化研究尽力,从这一点可见一斑.终其一生,他都带着谨慎在为文化研究执着地追求.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在余英时先生研究朱熹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一重要课题期间,我曾与他有过几次电话交谈,深感这项研究使他充满快乐和兴奋.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项研究所具有的挑战性,从而格外重视这项研究,这远超朱熹研究中一般所常有的重视程度.     

正义与美德——道德哲学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

正义与美德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观念,从更广的视域看,二者也构成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逻辑基础。质言之,正义与美德各自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意义形式和逻辑面向,标示了两种截然不同、有时竟相互抵牾的道德规范模式。近年来,尤其是随着规范伦理学在现代人类社会普遍注重法制建设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迅速发展,有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即规范伦理学由于过度追求自身形式的精密化而逐渐减蚀其合理性内核和基础;再者,美德伦理学因过度诉求善良意志的纯粹性而拒绝随社会实践的发展将自身现实化或曰显像化,从而造成正义与美德体用殊绝,亦即二者结构的严重失衡及其内在逻辑张力的断裂。道德主体行动判断力和价值观的减弱亦可在这一背景下解释。     

试论朱熹德育方法中的五个"相结合"原则

朱熹的德育思想非常丰富,在他的德育方法中,德与智相结合的原则、知与行相结合的原则、立志与践行相结合的原则、引导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德育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