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谊明道视域下的董仲舒仁说探析

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常常被视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性观点，然而此命题的提出实由“越有三仁”的话题所引出，本为论说“仁人”之标准而言。故必须从董仲舒的仁说出发，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其“正谊明道”原初的思想旨趣。董仲舒从“爱人”的仁学基点出发建构起“天仁合一”的思想体系，并指出“仁人”应该“不谋其利”、“不急其功”,将仁爱之心推扩出去，“以仁厚远”、“爱及四夷”、“致无为”而取得“习俗大化”的“仁圣”功绩。     

齐学的历史命运——读《临淄县志》

司马光留下一篇《稷下赋》,对学宫盛况有生动的描述。特别是写了荀卿与齐王的对话,也颇为得体。只是其中提到“行其言不必饱其腹,用其道不必满其屋”。这不可能是荀况的观点,而是从孟轲到韩愈,到二程,到朱熹一派的观点,董仲舒有一句名言:“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不谋其利。”把这一派人的观点表述得最清楚。中国哲学史上有所谓“义利之辨”,反映了鲁学(即儒学)与齐学的分歧。荀况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齐学的。司马光对荀况思想的这种篡改,反映了鲁学与齐学的斗争。     

贫富与道德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穷生奸诈 ,富生仁义”、“衣食足而知荣辱”之类格言 ,受到众多论者青睐 ,被大小报刊频繁引用。古人说过的话很多 ,大都被遗忘了。某些话能成为格言 ,流传至今 ,绝非偶然 ,自有其道理。想来也是 ,民以食为天 ,物质需要乃人生第一需要。当人穷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地步时 ,哪还顾得上讲仁义、荣辱 ?毛泽东在批评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时坦言 :“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 ,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 这是彻底唯物主义者讲的最朴素的真理。因此 ,江青们“宁要社会主义…     

功利的洞穴

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和功能的一种基本表现。人作为主体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总是为了取得某种功效,获得某种利益。因此,不少哲学家把功利看作是推动人的活动的动力和评价人的活动的标准。功利同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至为攸关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人的各种意义的存在便是虚假的、非现实的。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些哲学家把功利和道义对立起来,表现了一种重道义、轻功利的倾向。比如汉儒董仲舒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倡导,宋明道学家有“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     

医不贪财

我国古代医家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应该以治病救人为目的,不应贪图钱财。唐代名医孙思邈言:“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络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冥中,自感多福者耳。”清代名医费伯雄劝诫学医的人,只能抱有救人的愿望,不应带有谋取私利的私心。宋代张杲在《医说》中言:“凡为医者,须略通古今,守仁义。”不贪图名利,而“专博施救援之志”。明代龚信在《明医箴》中说,作为一个高明的大夫,应该“心存仁义……不计其功,不谋其利”,无论贫富贵贱,在治疗用药时都要同等对待。李梃《医学入门》曰:“治病既愈”是医生份内的事情,不可过多地向病人索取财物,“但当听其所酬”。如果患者家境贫寒,就应“一毫不取”。     

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一汉代的儒学独尊,自汉武帝始。据史书记载: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见,董仲舒的对策,旨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从而结束了汉初黄老刑名之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是汉代统治阶级在统治思想方面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它标志着儒学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儒家的经义断事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史称“以《春秋》决狱,以《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治河,以三百五篇(指《诗经》)当谏书”,就是对这种统治意识的真实写照。     

《春秋繁露〈求雨〉、〈止雨〉》作者考

《春秋繁露》中《求雨》、《止雨》两篇文章详细记载了求雨、止雨仪式,一般认为是董仲舒的作品。然而,《求雨》篇的内容与现存有关董仲舒求雨的可靠材料有不一致的地方;大量段落和《神农求雨书》相似,说明它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而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作者根据董仲舒求雨指令、《神农求雨书》以及其它相关求雨材料按照五行学说整编而成。《止雨》篇由三个相互独立的段落组成。最后两个段落是董仲舒为江都王时下达的止雨指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然而,第一段记载的止雨日期、止雨时所穿衣服的颜色和最后两个段落不一致,说明其不是董仲舒的作品。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据苏舆《董子年表》),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他少年时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母生。汉景帝元年(前156年)与胡母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汉书·董仲舒传》)。曾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被任命为江都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形而上学的本质与历史——访牛津大学穆尔教授

正穆尔(A.W.Moore)是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其研究领域广阔而深湛,涉及形而上学、康德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哲学史、数学哲学、逻辑学与语言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很高声望。其代表作有《论无限》(1990;2001)、《观点》(1997)、《康德道德与宗教哲学的主题与变奏》(2003)、《近现代形而上学的演变:理解事物》(2012,以下简称《理解事物》),等等。目前任哲学杂志《心》(Mind)主编。《理解事物》出版之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漫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下)

三、正确理解古代的学说古代思想学说比较复杂,不太容易理解。我们要是从表面看,不能理解得了。所以我常常赞赏司马迁的一句话。他说:“好学深思,心知其义,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好学就是真正的学习,深思就是进行深刻的思考;心知其义,就是心里知遭他那个意思;有许多浅薄的人不能懂,你就很难对他讲。我们研究古代思想,要好学深思,要了解古代思想家达到的高度深度。我举几个例子。义利之辨。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程朱学派都讲义利之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那么简单。应该说义利问题至少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就是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所谓义,就是整体利益,所     

如何理解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从“人……有善善恶恶之性”的断句谈起

《春秋繁露·玉杯第二》曰：“人受命放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耀而不可得革也。是放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如何理解这段话，涉及到对董仲舒人性思想的理解。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断读“人……有善善恶恶之性”这句话。《春秋繁露校释》（主编：钟肇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在正文中正确地将这段话断句为“人受命放天，有善善恶恶之性，……”，但是在校释中，却又作了另一种断读，《春秋繁露校释》第41页的校释［－］说：“董仲舒主性三品之说，以为圣人性善，斗育性恶…     

文殊师利来历概述

正关于文殊师利的来历众说纷纭,不像佛经或印度教经文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有直接明确的答案。文殊师利的形象没有明显的发展轨迹,在上座部巴利文三藏或任何其他非大乘经文中都没有出现,而在大乘佛经中,文殊师利是一位成熟的十地菩萨。美国佛教学者安东尼·托拉巴(Anthony Tribe)所著《文殊:来历、角色与意义》(Mabjuwri:Origins,Role     

借鉴历史经验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的出版,使我想到:早在春秋时期,晏婴即讲“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认为廉洁是从政为官的根本。为了使从政为官者保持廉洁,西汉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从政为官者不要“与民争利”,他讲:“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董仲舒对策三》)。西汉宣帝时提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强调官吏的廉洁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官的不能清廉自守,势必会影响到下属、百姓和整个社会风尚。如清     

董仲舒“性三品”说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的: 例如:“与孟子性善说以及荀子性恶说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其所谓‘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即以性三品为前提而发。人性的上中下三品,即《实性》篇所说‘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这种三品说的荒谬,在于他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而把贫贱的被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恶’……最恶心的是他对万民之性的论述,所谓‘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的命题,是古代奴隶定义的中世纪再版,所不同的仅在于农奴须待教化而已。”(《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113—114页)     

误诊误治病例所致医疗纠纷分析——附3例报告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也谈利建侯——并与李衡眉同志商榷

《周易·屯》卦的卦辞是:“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何谓“利建侯”?《易传·象》辞训释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于是历代先儒皆“牵经附传”,二千多年来,无不以“利建侯”为“宜建立诸侯”。正如李镜池先生说:“在《易传》里,《小象》最不像样,有时顺着《彖》辞敷衍,甚至胡说乱说”(《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因此每读《周易》,常与李衡眉同志有同感,觉得与卦义不尽相副,但又百思而不得其解,去年见到李衡眉同志的“利建侯新解”(《周易研究》89年2期),对他不囿于古训,独辟蹊径,勇于提出新解,深受启迪和鼓舞,但反复思考,又觉得他把“建     

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