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洛学化”辨析

<正>张载创立的关学与二程创立的洛学,是北宋时期两大重要的理学流派,后世将其与濂学、闽学并列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称"濂洛关闽"。有学者认为关学后来已"洛学化"了。关学后来是否已"洛学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需要辨明。因为如果诚如此,那么,关学在此后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地域特色的独立学派了,也就没有关学史可言;而所谓的"濂洛关闽"的提法也就要加以修正了。本文     

金元时期关学的学术面向

元代关学在关学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单元:一方面由于张载去世后弟子投到二程门下,零落星散,其学渐衰。另一方,由于金元南侵,关中屡遭兵燹,儒术中绝。此时关中张载之学虽有传播,但在地域意识未萌的背景下,张载仅被视为"北宋五子"的一员,其学未能成为关中士人着意继承的对象,但关中注重经学的传统得以继承。同时由于赵枢、许衡等人在关中传播理学,在南宋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的朱子学逐渐被关中士人接受,且后来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关学既非北宋张载之学,也非明中期以来关中学者所倡的关学,而是融汇了诸多学术思想的"新理学"。关中成为北方理学重镇,为明代关学的复兴奠定了学理基础。     

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

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元代关学试探

张载创立的关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学术流派。关学洛学化以后,张载之学基本上缺少传人。尤其是张子学发源的关中地区,“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然而金元之际,关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地理区域,人才辈出,直接影响了元代理学的发展趋向。元代关学成为元代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一、元代关学学派（－）无代前期美学学派元代前期关学学派形成于金元之际,学术活动的过渡性特点很明显。大致说来,元世祖中统、至元时期,是元代关学的形成、发展阶段。以京兆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共中地区,是元世祖…     

论关学的科学内涵、思想历程及研究方法——评刘学智的《关学思想史》

正关学有史肇端于明代冯从吾的《关学编》;嗣后关学学者王心敬、李元春和贺瑞麟皆起而续之,遂有《关学续编》;民国间,为宦陕西的川籍学人张骥又编有《关学宗传》,这些都是有关关学学术史的重要文献。但或因其"牵合附会之习"而滥入,或因"拘于门户之见"而摈弃,这些文献对于关学史的认识都存在不少缺陷。现代学人撰写的与关学思想史相关的论著,较早见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然而该书把关学史     

“关学”与“洛学”

张载与程颢、程颐同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重要哲学家、思想家,同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张载所创立的“关学”与二程所创立的“洛学”是同时兴起,不相上下的两个学派。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制度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关学”与“洛学”兴衰的社会条件、历史原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对于     

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

明代中期,尽管湛若水、王守仁心学在关中都有传人,但关学仍以程朱理学为主流。不过,自万历十三年许孚远督学关中之后,王之士、冯从吾、张舜典等人的理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学化取向,关学由此进入心学时代。清初大儒李颙的崛起,是晚明关学心学化的自然延伸。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关学”讨论综述

陕西省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人文杂志》编辑部和《陕西师大学报》编辑部于1983年1月17日在西安联合召开第一次“关学”讨论会。西安地区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学和科研的专业工作者2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指出:自北宋张载(1020—1077)创立“关学”学派以后,关中地区“理学盖昌”,即从研释张载著作而论,如明代吕楠之《张子钞释》、韩邦奇之《正蒙解》、刘玑之《正蒙会稿》、清初李元春之《张子释要》等,几乎代代相传,“道脉不绝”。但是,运用     

关学、南冥学与儒学研究的新拓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教育部直属的“211”大学长安大学主办的“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7—9日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韩国、巴西、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香港的70余位学者。大家集中讨论了关学、南冥学、儒学与东亚文明三个方面的问题,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前沿领域。一、关学研究本次研讨会涉及到关学研究的许多新的方面。(1)张载易学研究。本次会议关注到以前注意较少的《横渠易说》和《经学理窟》。山东大学丁原明教授对张载《横渠易说》的新天人观做了分析,认为张载从《易传》出发建立了“太虚即气”的气本论,并由此反观心性论,确…     

论管仲学派生态伦理思想的层次结构

管仲学派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以"道"为根据和调节机制的有机系统,认为天地人遵循着共同的基本生存法则,由此阐述了以"人与天调"、"天人相因"为基础的生态存在论。《管子》一书以"道为物要"的价值观为总依据,把自然现象道德化,根据人类道德与自然万物的内在依存关系,提出"德润万物"的生态伦理命题;揭示了自然现象的属性与人的能力品质的一致性,主张入世行为要遵循以"人与天调"、"德润万物"、"时之处事"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并提出了取用有度的生态伦理规范,即合理利用,开发有度;依时禁放,顺天应人;宽猛并济,令行禁止;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管仲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紧密结合的,直接服务于治国安邦、发展经济和满足民众需求,它开创了中国生态伦理思想史的先河。     

疑孟派与尊孟派论桓管

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是两宋时期疑孟派与尊孟派论辩的重要论题。＂如其仁＂与＂假仁以霸＂、＂君君、臣臣＂与＂君不君、臣不臣＂、＂正而不谲＂与＂谲而不正＂是疑孟派与尊孟派争论的焦点。疑孟派站在质疑孟子学说的立场,肯定管仲＂如其仁＂,肯定齐桓公尊王攘夷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及齐桓公＂正而不谲＂;尊孟派则站在尊崇孟子学说的立场,批判了桓管＂假仁以霸＂、＂谲而不正＂。桓管的霸业,在疑孟派与尊孟派激辩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张载答范育书三通与关学学风之特质

由今本《张载集》及集外文献所收张载答范育的三通书札,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关学学风之特质:（一）“道学”与“政术“不应歧为“二事”的政治主张;（二）“正心求益”的为学之方;（三）“深沉方有造”的道学志趣。     

关帝信仰与老北京的关帝庙

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大概浏览下来,供奉道教伏魔大帝也就是佛教伽蓝的关帝庙竟有267座之多。也就是说,老北京的寺庙中有百分之十六都是供奉关圣帝君的庙宇。可见,关羽在百姓心目中占有其他神癨不可比拟的地位。老北京人的关帝信仰不但虔敬,而且还可以影射到全国乃至所有的炎黄子孙,他们对关帝的信仰是同样深厚的。(见《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62页)众所周知,在道教神癨中,有先天之神与后天之神之分别。关帝就属于后天之神。然而,我国古时类似于关羽的忠臣勇将不下百余,为什么单独关羽拥有如此多百姓的崇敬呢?这是由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社…     

《管子》与教育

《管子》作为一部反映管仲本人及其学派的思想巨著,不仅涉列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管理等,也涉及到教育,并将教育提高到治国必需的高度来看待。《管子》教育思想的特点,一是倡导政教合一,重视民众道德教育,以礼义规范百姓,务期教化成俗,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二是倡导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开展行之有效的职业教育,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三是倡导尊师重教,注重弟子道德行为养成教育。     

论管仲的政治智慧

管仲,因辅佐齐桓公改革内政、建立首霸中原的功业而扬名天下。他在政治方面的大智不但体现在从政风格和继承西周礼乐文明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传奇的政治经历和高超的用人才能上。而管仲之所以能够成为备受后人敬仰的智者又与他的智慧建立在对国家的热爱、对朋友的爱护及对传统道德的基础——孝、悌的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密切相关。     

《管子》教育思想浅析

《管子》教育思想集各家之大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接受性，同时具有创新与互补的特色。探究《管子》教育思想，对于创立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管子》天论浅析

《管子》“天”的含义有至上神、自然神以及运行变化有自身规律的自然之天。基于这种认识,天人关系表现为一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天人感应”;二是人效法、顺从“天道”,利用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宰自然,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它在先秦的天论思想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管子》立法思想刍议

在《管子》系统丰富的"以法治国"思想理论体系中,立法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诸如君主独享立法权,立法应遵从天道、顺应民心,因时因俗而变,宽严适度,公开透明等一系列关于立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管子》立法思想所呈现出的超越时代的理性光芒,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