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法自然 道教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

<正>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道教认为,“道”是万物生成的本源和变化的根本,倡导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天人合一,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讨论道教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中国传统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园林”在古代文献典籍中往往根据不同性质,被称为“囿”“园囿”“苑囿”等,而“园林”一词是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园而出现的,     

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家族精神的破灭——兼论“市民社会”研究进路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市民社会及其概念演变史，探讨市民社会的历史内容与范畴规定，揭示市民社会研究的现实意蕴。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反封建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对封建家族精神的彻底否定；欧洲近代以来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传统事实上不过是对一个新型社会要求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只有在“现代化社会”这一更高范畴中才能被完整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历史使命是寻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现实道路，因而要求必须打破“市民社会”与“国家”两极分裂对待的思维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两个结合”的意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理由和历史原因的。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所建构的特定语境，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内在根据。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满足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诉求。“第一个结合”内在地蕴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被主题化，是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高度推崇“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确立理想社会愿景等方面，有相互发明、相互诠释、相互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这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继续深化和拓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孔子的心灵（之二）——历史的心灵

历史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化历史观念之悠久而严谨是仅见的。历史的延续成为传统，而孔子极为重视传统，他的史教和修史为中国文化树立起典范，历史著作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和古希腊重自然哲学不同，孔子的智慧主要源干历史。和老子一样，孔子对历史的两重性有深刻观察，但孔子对未来还是乐观的，是积极进取的。     

"天人合一"思想意蕴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改变传统的发展价值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良性互动,对于防治和解决当今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与生态危机等紧要问题,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中国传统木结构之榫卯结构的美学研究

中国传统榫卯结构历史发展悠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其"天人合一"的造物观更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传统榫卯结构具有同质相契的圆融、阴阳相生相制、开物成务、三生万物的审美特性。通过对传统技艺观,造物观的研究,思考榫卯结构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结合点,尊重艺术的本然性。面对当代新型材质的出现,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榫卯结构需要我们在保留遗迹与继承技艺的过程中重视与传承这一文化历史瑰宝。     

“晚明”的近代性与明代学术思想的新趋向——试论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开端的阳明学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中国“近代性”的发生。如何理解这些变化，特别是如何理解这些变化与现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正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获得某种自我意识的来源。阳明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表达，另...     

道教应成为推动环保发展的更重要力量

正"道"是天地之母、万物之主,而道教智慧则是天人合一的智慧。道教界自2010年开始执行《中国道教界保护环境的八年规划(2010-2017)纲要意见》,在建设生态道观、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都成果卓著,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我们希望道教界能够再接再厉,成为推动人类环保事业发展的更重要力量。     

传统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时间"与"超时间"概念

在中国文化中,“时间”铭记刻画了人所身处之境况、时势的脉动以及历史中的个人的种种表现,绝非只是对自然事件的机械式载录而已。在传统中国历史思维之中,以永恒典律(如“道”、“理”)或不朽范型(如尧、舜、三代)为标竿,而尝试去存留、体现的实践过程,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领悟历史上存在过的典范,并将这些典范接引、召唤至人们所生存的时代,也因此中国文化中的“时间”概念寓涵了某种的“超时间”特质：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学习,其实只是掌握“超时间”的基点,其究极目的在于将典律范型落实于当代时空之中。中国人所认知的“时间”概念与人文关怀紧密相系;历史上的“时代”就是“时间”的会串、整合与界分;所谓“超时间”乃是从各时代中提炼出的典律范型;而经由人们的描摹叙述,“时间”会经由口语及交书而被转化成“历史”。抽象的“超时间”概念实取自“时间”,俯瞰着“时间”的流转,并且贯穿了整部“历史”的发展。本文先论述中国人文主义具有强烈的“天人合一”特质,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政治取向,一切思想都落实到当下即是的人生与现实。人与自然、超自然的关系在传统中国仍被统纳入“人事”的范畴。本文第一节论证中国史学体现：中国历史意识中,“时间”与“超时间”有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时间”将确切发生的一桩桩事件织结成全幅的网络,而“超时间”是从网络中凝塑出来的中心意义。第二节论证“时间”如何汇淬成“超时间”,而第三节分析“超时间”必须以“时间”为基础始可形成,最后一节则对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学术与社会：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轫的双重特征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学术救国”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严复、刘师培、陈启天等学者从学术救国角度出发，在民族自救的社会运动中发现“中国逻辑”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展开论证，最终确认其存在并且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回顾并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我们能够发现学术救国目的下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受民族情感影响，具有学术与社会的双重特征。这两种特征一方面推动了“中国逻辑”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中国逻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和谐社会中的宗教及其走势

中国古代社会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相对“和谐”的局面,其中,宗教对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注重建功、经世的儒教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理想亦是以社会“和谐”为旨归的;道教重个人修道及超世,而“天人同序”与“天人合一”的     

世界历史民族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主导这一进程的伟大民族，堪称“世界历史民族”。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思想进步，这是世界历史民族的理论使命。以“世纪”为尺度定位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跨越三个世纪，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主干形态载入史册往往是世界历史民族的权利。一个理论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策源地必须是世界历史民族，研究对象必定是世界伟大样本，理论成果必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进入新时代，标志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具有绝对权利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纪元。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解码中国样本的过程中关注人类共同难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承载影响世界的新使命。中国在全世界举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担负起推动人类精神成长、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世界历史使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再度青春化、中华民族之再度青春化。     

试论《太平经》“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及其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鲁迅曾言: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道教思想的核心则应在“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思想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进程中,《太平经》“三一为宗”天人思想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天神信仰,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和仙家之术,熔修身、治国于一炉,把前人较模糊的“天人合一”思想加以概括并深化为较具体的“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再以此统天道观、政治观和内养观于一整体思想体系。这一体系首先以“三一为宗”思维模式阐述天道,然后以天道观指导个人修行,以个人修炼去感悟大道,证得统…     

“天人合一”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一个以宇宙观为主体的涵义复杂的命题。“天人合一”自然观作为长期居于中国古代科技中心的观念或思想,使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在思维指向上,还是在理论建树上,走上了与西方科技发展完全不同的道路,表现出自身固有的特点。中国古代科技辉煌成就的取得,固然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天人合一”自然观无疑作出过重要贡献。     

试析中国传统神学的三大宗教意识

本文认为“天人合一”、“天人并尊”的宗教哲学本体论意识、“天人感应”的宗教心理机制和“神道设教”的宗教社会制控功能意识是中国传统神学的三大宗教意识。由此形成的天地君亲师崇拜、神仙崇拜、圣贤崇拜是中国宗教的三大特色,这些崇拜形式长期制约着中国宗教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政治、哲学都具有深远影响,从而成为中国宗教哲学的中心。     

试论社会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

从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命运女神,到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决定历史,再到维科、康德和黑格尔等关于“天神旨意”、“自然的意图”和“理性的狡黠”,尽管都没有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在规律,但都以不同形式承认了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可以说,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思想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但是,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是绝对必然性,人在这种必然性面前是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具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无哲学的世界历史——基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体系建筑术考察

在黑格尔的体系建筑术中，“世界历史”最初是作为《法哲学原理》的最后一个环节，为了扬弃“国际法”环节的国家冲突难题而设计的。之前的研究之所以会对黑格尔的这一设计抱有诸多质疑，是因为他们误将“世界历史”的理论原型定位为“抽象法”,误认为黑格尔的理论目标是将特殊国家上升为普遍国家。但是如果将黑格尔“世界历史”环节的理论原型重新定位为“市民社会”而非“抽象法”,则会发现，黑格尔引入“世界历史”的理论初衷不是要将特殊国家普遍化，而是想借助“理性的狡计”,在保有单个国家特殊性和主权优先的前提之下，促成其与普遍世界精神之间的和解。这一思路与借助“看不见的手”俾使个体恶带来整体善的市民社会辩证法高度类似。所以单就理论初衷而言，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体系性构建是用意深远且极为成功的。不过可惜的是，“理性的狡计”与“看不见的手”之间只有表面的相似性，“世界历史”并未能真正吸收市民社会辩证法的深层运转机理，因而无法在特殊与普遍之间成功构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似又不得不说，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构想最终失败了。     

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

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特别是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并非意味着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恰恰相反,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它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是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     

论日常生活中的承诺

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日常生活样态并因而会有不同的承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承诺的理解主要包括“慎诺”、“守诺”与“守义”三个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承诺无论是从对象、内容及兑现方式都与传统的“熟人”社会不同,容易陷入承诺的道德困境；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承诺价值观的基础上,完善以“脱域机制”为主的社会信任机制,对于信赖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天道以建人文──作为中国文化之理论基础的道家道教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中华学术可综括为天人之学。天是天道,亦即自然之理体;人乃人伦,张而为文明之别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天人之学的内涵有所不同,表述天人关系的概念也因之发生变化,如先秦两议议天人,魏晋谈自然名教,唐家论心与道、性与理、太极与人极等等,反映出文化的历史发展。但发展中有其不变的宗本,即“天人合一”这个基本的文化观念。天人关系既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也是传统文化体系的皇建之极。产生于中国的各家各派学说,不管差别有多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探讨天人关系;由域外传来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