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义利观辨析——简论陈亮与朱熹道德价值观的分歧

长期以来,人们提到以陈亮、叶适为首的浙东学派,往往冠以“功利主义”、“功利学派”的称呼。“功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陈亮思想的代名词。作为价值评价,这种所谓“功利主义”是指浙东学派只重功利而忽视道义。与此相应,陈亮与朱熹的学术辩论也被称为“义利王霸之辩”。我们认为,     

简易工夫,思维经济

1176年,南宋淳熙二年,吕祖谦为了解决朱熹、陆九渊学术上的分歧。约他们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一次讨论会,希望开诚布公,各抒己见,最后“会归于一”。会开了好几天,双方的观点没有达到统一,末了以不欢而散告终。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从“格物”之辩看阳明与甘泉心学的分歧

阳明与甘泉是明代颇有深交的两位心学大师。早年，他们曾“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王文成公全书·年谱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中岁以后，他们既相唱和也相切磋问难；到了晚年，他们之间虽不像“见如冰炭”的朱陆，却也“各立门户”、相互批评。如果说“一见定交”，是他们“倡明圣学”的共同起始，那么，随着思想的成熟与发展，他们的相互批评则表明了其分歧的公开化。考索阳明与甘泉的交往历史，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两次争论：其一是关于儒佛关系的争论，其二即关于格物的争论。由于有关儒佛的争论属于“…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近思录》中仕途经营的义利之辩

《近思录》一书,由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和吕祖谦选辑北宋四子的观点编纂成书,该书的思想体系不仅仅体现了北宋四子的思想观点,而且体现着朱熹和吕祖谦两人的思想倾向。全书共十四卷,每卷探讨的主旨均有所不同。第七卷对仕途经营这一恒久而弥新的话题做了一些探讨,并引出了仕途经营中的义利之辩。不仅提出了"以义为利"的最高仕途经营境界,还提出了"出利入义"的正确义利取舍方式。在现代社会,这种出利入义、以义为利的仕途经营之道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论《西铭说》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创新

陈亮在历史观上同朱熹的论战,为时贤所重。但对其思想“过渡阶段”的著作《西铭说》,却少有研究。陈亮一方面汲取了道学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义理的理路,另一方面又持守经验论立场,拒斥道学所构建的道德进路的本体论,向道学以即超越即内在路向诠释“理一分殊”的思想提出挑战。《西铭说》由“以身体之”的角度,视“理一分殊”为整体部分关系,以“定分”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理一分殊”。     

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放于利而行多怨”——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

义利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儒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家义利学说的研究上,尽管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存有很大分歧,对于儒家是否一概排斥、否定利的积极意义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但在认定儒家“重义轻利”方面,人们的认识相对说来比较一致。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儒家为什么主张“重义轻利”,其理论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在儒家思想史上,朱熹曾就此追问说:“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囿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苷受祸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这的确是一个值…     

清朝皇帝西巡五台山──从清宫藏五台山档案史料谈起

五台山历史源远流长，寺庙建筑恢宏壮观，佛教文化享誉世界。在中华佛教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五台山佛教文化曾超过重要的作用，并遗留下丰富的文献典籍。在大量佛教历史文献中真实记录清代帝王赡礼五台山的档案尤为珍贵，堪称精华。但是清朝皇帝西巡五台山，清史学界关注得较少，有关西巡的档案史保存得很分散，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然而康熙皇帝五次西巡，并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和九月一年中二次幸五台，乾隆皇帝六上五台，最后一次是在他七十六岁高龄时登上五台山的，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十分罕见，嘉庆皇帝也声势浩大地驾幸过…     

义利之际：道德原则与历史判断——以唐代维州事的评判为例

“义利”是儒家的道德原则,也是重要的实践原理。儒家学者不仅在理论层次上辨析“义利”的具体含义,更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应用此一原则。在具体的历史情态下,由于实践主体不同的历史处境、历史意识,导致他们对“义利”的分判有所差异。唐代维州事与牛李党争这一朋党事件有关,其义利表述夹杂了“朋党”因素,司马光在评价此事时由于其当代史处境,认同了牛僧孺的表述,而胡寅、朱熹等则从“理势”的分析出发,不认同司马光的观点,认为不能从言辞表面来分别义利,王夫之更是指出不能以一时的历史处境来规定普遍的道德原则,但由于明末清初的特殊背景,他又坚持认为不能对夷狄讲信。对维州事的评判展现出儒家原理落实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展示出原理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将儒家原理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就可能导致原理的教条化,失去思想的活力。     

清代经世思潮

一、儒学中的四个基本观念经世、事功、功利、义理等四个观念,彼此间同中有异,而又异中有同。从相同点可以看出四者的关系,彼相异点可以发现各自的特色。宋朱熹（1130－1200）和陈亮（1143－1194）有义理和事功之争,两人始终各持己见。朱高称陈亮的学问为“功利”之学,而浙东学者则称之为“事功”之学。明王守仁（1472－1528）讲心学,清章学诚（1738－1801）却说“浙东之学,阳明得之为事功。”以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心学转化为事功,这是因为“事”的是非要靠心的认识和判断。人的功利心,其出发点有公有私,这是义理中的义利之辨…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在余英时先生研究朱熹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一重要课题期间,我曾与他有过几次电话交谈,深感这项研究使他充满快乐和兴奋.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项研究所具有的挑战性,从而格外重视这项研究,这远超朱熹研究中一般所常有的重视程度.     

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儒历之争和王船山对“儒家之历”的批判

<正> 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儒、历两家曾就七政的行向和速度问题发生长期的争论。这一争论的焦点,集中表现为“左旋”说和“右旋”说的对立。持“左旋”说者一般为“儒家之历”,认为七政由东向西顺天(恒星天)左行,其中阳疾阴迟,日为阳故疾,月为阴故缓,其余五星亦各因其阴阳性殊而疾迟不一。持“右旋”说者一般为“历家之历”,认为七政由西向东逆天右行,日虽为阳,其行却缓于月,非阳者必疾,阴者必迟。对此,王船山曾作过如下概述:“历家之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为天所运,     

父子彝伦:北宋元丰昭穆之议再评价

正在经学史上,昭穆问题一直是庙制领域的重要话题。汉唐经学家多以"父昭子穆"为原则,处理宗庙昭穆排序。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九月,详定礼文所上八庙异宫之议,需要明确宋代诸帝昭穆次第。张璪、何洵直与陆佃围绕昭穆排序及先帝神主祧迁方式,展开了一场争论。此后朱熹又作《禘祫议》一文,在昭穆问题上支持了张璪、何洵直一方的意见。后世学者也大多以朱熹之论为是。然而仔     

宋明以来浙江学术的特色

<正> 从宋明到近代,浙江涌现了一批批睿智务实的思想家、气魄宏伟的政治家、慷慨悲歌的文学家,这些人物的风采气象,有如山阴道上的绮丽风光,使人目不暇接。在宋代,理学极盛时期,浙东出现了以吕祖谦的和衷朱陆的婺学,永康陈亮、永嘉周行己、郑伯雄、薛季宣及叶适的经世致用之学,这是与朱学鼎足而立的学派。陆学的著名传人也出现于浙江,如杨简、袁燮、舒     

张栻朱熹论心性

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在后世的影响远不及朱熹,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朱熹对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人多有微词,唯独对张栻多有称道祆湓凇洞鹗又亍分腥衔?张栻“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张栻与朱熹的交往比较密切,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