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学中“好人”的景象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性作为充分必要条件。伦理学中"好人"的景象,为在政治学中"好人"作为理想政体的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出场做了铺垫。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只是一般地坚持并主张了理智德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是,却很少讨论到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理智德性中五个主要的环节在道德选择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深入而具体的论证。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可以论证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体系性的关联,尤其是明智在沟通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一般和具体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德性复兴与道德教育——兼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对德性伦理复兴的启示要求

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要旨在于对规则伦理学的拒斥,通过对后者的行为评价体系进行一种德性论的"还原",以给行为评价提供一种前道德的评价依据;当代代表性的德性伦理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带有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具有排斥倾向;建立一种基于人性、德性和自然三者走向同一以及人生的意义与自然的意义走向同一之上的德性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对德性复兴运动深刻的启示要求,可能为伦理学研究的不利现状指出一个崭新的前进方向;德性伦理的复兴对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真实的理论依据和正确方向。     

论明智之德

明智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德性,但究竟有多重要,亚里士多德自己并没有说得十分清楚,研究者对此也历来众说纷纭。法国著名亚里士多德注释家P.奥班科(Pierre Aubenque)教授把明智德性作为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核心,却遭到了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批驳。利科认为,     

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幸福观:涵盖论(inclusive notion)认为幸福是各种德性与外部善的复合体,理智论(intellectualist notion)将幸福完全等同于思辨。已有大量的笔墨用于辩论亚里士多德究竟同意哪种观念以及这两种观念是否和怎样能够调和起来。相关的一个争论是《伦理学》是否以及如何是一个统一的、延续的作品。因为许多注释家支持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1     

荣誉与自我认识:亚里士多德论豪迈

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所有伦理德性中,"豪迈"(megalopsychia)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个。本文从《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豪迈作为定义统一性问题的例子入手,讨论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主要伦理学著作中界定豪迈的尝试。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以荣誉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引发了荣誉的地位问题、豪迈的独立性问题、豪迈的依赖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关于小荣誉及其自我认识的问题。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转变了论述的重点,提出了以自我认识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以此来统一豪迈者对荣誉的态度,同时提出了一种涉及较小荣誉的无名德性,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欧德谟伦理学》中遗留下来的困难。这一讨论有助于我们厘清两部伦理学著作的关系,以及围绕豪迈的诸多争论。     

论康德的两个伦理学概念

康德哲学有两个伦理学概念,第一个同"物理学"(探究"自然的因果性")相区别,把"自由的因果性"或"自由法则"(Freiheitsgesetze)置于思想的中心,第二个同"法权学"(源自罗马法的ius)相区别,"不为行动立法(那是ius的事),而只为行动的准则立法",因而是"德性论"的伦理学(ethica)。后人往往遗忘康德第一个伦理学概念,而仅仅依据与法权学相对的第二个伦理学概念言说康德,因而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指出,这个误解源于黑格尔,已经延续了二百多年,但黑格尔对康德的指控自相矛盾,无视康德文本。许多英美的现代阐释者延续这一误解,试图把"法权论"从康德伦理学中分离出去,本文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批驳,阐释了这两个伦理学概念如何是统一的、一致的,必须把康德伦理学作为一个体系、一个整体,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论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晚期的重要神学家和伦理学家。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与神学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有特色的德性伦理思想。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对于习惯十分重视,强调习惯就是德性,其次,阿奎那对于德性的本质以及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神性德性都有理论上独到观点和分析。尤其是,阿奎那对于神性德目之间的秩序分析,体现了他的世俗精神的倾向。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简论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 是古希腊最伟大、最博学的思想家。在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几乎都留有他的痕迹和影响;当然,在伦理学方面也不例外。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有:《尼可马克伦理学》、《欧德米亚伦理学》和《大伦理学》。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一般认为;《尼可马克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欧德米亚伦理学》则是他早期的作品,《大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德性伦理"研究述评

一、“德性伦理”的研究现状2 0世纪晚期以来 ,“德性伦理”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在西方 ,由于以麦金太尔等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和伦理学中的“反理论”等思潮的努力 ,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伦理学运动 ,它以反思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面目出现 ,对以功利论 (边沁、密尔 )、义务论 (康德 )和新契约论 (罗尔斯 )等为代表的新旧规范伦理学思想进行批评 ,力图恢复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传统 ,建构现代德性伦理学。西方学者对现代德性伦理的系统研究是从 2 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麦金太尔 1 981年出版的《德性之后》可以说是现…     

论费希特伦理学的意义

费希特伦理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从费希特哲学的内部看,他的伦理学说是以知识学为原则从"自我"推演出来的,因而属于知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对知识学基本原理的验证和重要补充;其次,从伦理学的发展史看,费希特伦理学是对康德道德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凭借"职责"学说赋予道德法则以实质的内容,克服了康德道德学的形式主义缺陷,而且提出了共同体主义思想以克服康德道德学的个体主义立场,从而标志着近代义务论伦理学向德性伦理学的范式转变;最后,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看,费希特的德性伦理学转向意味着他对现代社会中自我封闭的原子式个体的解构和对疏离冷漠的人际关系的批判,并在正义与德性何者优先的争论上主张德性的绝对优先性。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我国伦理学界近来关于德性(美德)伦理的研究,当然有其社会和伦理学发展的国内背景,但毕竟还得益于来自当代英美伦理学"德性的复兴"之推动,这就提出了"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问题。西方德性伦理学首先是在英美伦理学界实现"复兴"的,其实质是要求道德生活更具体化、更人情化,更重视个人德性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但是,鉴于现代化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更为重要的则是麦金太尔的"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养成的始点

如何理解"习惯"概念及其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者们的诸多争论,而亚里士多德关于"习惯是德性来源"的说明为我们回应上述争论留下了余地。如果"习惯"经由"品性"而与"道德"相关,"品性"是家庭和城邦对个体灵魂的塑造,那么人的灵魂就呈现出向家庭和城邦敞开的特质。在理性判断尚未完善之前,儿童和青年人通过"模仿"家庭和城邦中成员的行为而形成自己的感知模式和判断。"品性"源于"习惯","习惯"以"模仿"为起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勾勒出亚里士多德探究"德性养成"的思路,并为我们正确把握"德性养成"的始点提供了理论参考。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德性思想史的视角、对象与基础

江畅教授的《西方德性思想史》(四卷本)通过设定一种较为宽泛的"德性思想"范畴,对西方历史上的德性思想进行汇总、整理和提炼,对它们的表述内容及逻辑关联予以揭示,详尽描绘出一幅西方世界自古典时期以来的各种德性思想不断呈现和展开的整体历史画卷。该书有效地区分了"德性思想"、"德性论"、"德性伦理"等概念,并试图通过"个人德性"和"社会德性"两条线索而展现西方德性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整性。但是,德性思想的基础仍应侧重于个人德性,而个人德性的基础仍应奠定于心理问题。梳理并澄清伦理学史上的心灵概念和心理知识,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德性概念、德性思想及其发展历程。     

阿奎那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及其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德性转向",即从现代规范伦理学向传统德性伦理学的转向。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瞩目。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因其"综合性"、"体系性"、"超越性"和"渊博性"等特征被誉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德性伦理的一大典范,又因其鲜明的"理智性"与世俗道德哲学有着更为亲和的关系,也更适于参与到当代道德哲学的新发展和新思潮中,因此,对当代德性伦理复兴和道德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