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是张恒寿先生从几十年来撰写的研究论文中精选编辑的。全书由十七篇正文和四篇附录组成。十七篇正文,大体可分为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两大部分。四篇附录,据张先生“自序”所言,是他在三十年代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时选修著名     

东亚实学与东亚文化交流--《韩国实学思想史》首发式暨东亚实学讨论会侧记

一2 0 0 2年 3月 2 1日 ,《韩国实学思想史》首发式暨东亚实学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张世昶先生莅临并致词 ,他对中国学者关注韩国文化、韩国实学表示感谢 ,对主编葛荣晋教授及各位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祝愿韩中两国加强文化交流 ,发展传统友谊。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王万良先生回顾了与各位学者通力合作 ,出版《韩国实学思想史》的历程。王万良校长说 :“这次《韩国实学思想史》的出版 ,是我们以往未尽之意的展开 ,正所谓八年铸一书。”朝鲜实学发端于 17世纪初 ,中经经世致用实学、利用厚生实学、实事求是实学三个发展…     

实学与东亚社会───评《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

实学与东亚社会评《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姜日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近年来,中国的实学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不小的反响。这之中,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平教授等撰写、安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一书是一部独具一格的论著。韩国的李佑成先...     

慧眼觅踪中国实学文化——读《中国实学文化导论》

<正> 葛荣晋先生的新作《中国实学文化导论》,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一本全面、系统而又比较科学、准确地阐述中国实学产生、发展、历史演变、学术影响和当代价值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实学研究的新进展——读《陆世仪评传》

实学研究的新进展———读《陆世仪评传》张践笔者研读明清思想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一种深深的困惑,即清初为什么会出现朱子学的复兴。程朱理学的出现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自有它的贡献和地位,但自从成为官学以后,逐渐丧失了发展的活力,变成了统治者束缚人民思...     

父子俩--读《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

这是一本由父子俩的一系列对话所组成的哲学文化类著作。儿子（马蒂厄）信奉佛教，曾从事生物学研究，后在西藏出家，并长期在那里修行，父亲（让·弗朗索瓦）是一个被称为“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的法国职业哲学家。乍一看，俩人分别可以作为两种文化——东方文化（佛教）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是长期以来在分析问题时那种将人物作阵营（路线）划分模式的延续。倘若我们用这样的理路来从事文化研究工作，显然是无甚意义的。 本书的对话是以佛教的基本观念为中心，结合问者（让·弗朗索瓦）站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对西方社会…     

朱之瑜的实学思想和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正> 明末清初社会批判思想运动和实学思潮的兴起,是王阳明心学由盛而式微和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动的必然结果。实学思潮,其“黜虚崇实”的基本特征表明其既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积极意义,也产生了贬低理性思维的作用的消极影响。本文试论证朱之瑜的思想属于实学思潮,并通过朱之瑜探讨明末清初实学思潮既未能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也未能超越原始儒学自然人性论和人生哲学的界限,从而不能完成启蒙和彻底批判宋明理学的任务。     

经学时代下的清代学术观--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札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篇,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即上篇“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下篇则“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493页)按着这种划分,清代学术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冯友兰讨论清代学术主要围绕着道学(宋学或广义的理学)的继续和今文经学两个问题展开,检视所论,其中不乏卓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时贤。一、道学的继续讨论清代学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宋学的关系。冯友…     

沉思实学史的结构与范畴─—评《明清实学简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明清实学简史》系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之简编本。《简史》较之原本更加言简意明,便于阅读。拜读之后,启发良多,受益匪浅,愿谈几点体会,以与同道切磋。“实学”一词虽然远在明清时代的著名学者著述中经常出现,但是把它作为一种专门的思潮来研究还是近十来年之事。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的出版,即是我国明清实学思潮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最新成果。“实学”作为明清时期的一大学术思潮,不大引人注意,所以也无明确地界定。其实,“实学”不过是对明清时期…     

读《邓小平科技思想与教育思想研究》

由张巨青、萧新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邓小平科技思想与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是一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研究成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邓小平科技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专著。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以严谨的著述、丰富的资料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对邓小平的科技与教育思想作出了通透的阐发。本书的出版,丰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将对我国科技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阅读本书,我们感到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中阿经典互译:新时代文明互鉴的实际行动

2019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掀起了对文明互鉴的热议。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从宗教到哲学、从道德到法律、从文学到绘画、从戏剧到音乐、从城市到乡村,亚洲形成了覆盖广泛的世俗礼仪、写下了传承千年的不朽巨著、留下了精湛深邃的艺术瑰宝、形成了种类多样的制度成果,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     

王夫之易学中的实有思想与清初务实学风

王夫之治《易》，务实求真，主张非无而有，非虚而实．非妄而真，其批判矛头直指佛老，提出了天地自然皆为实有的思想，从客观实际出发，说明天地自然的本性。王夫之易学中的实有思想与清初务实学风有关，受着明清之际反对虚理，崇尚务实思潮的影响。从哲理或思辨意义上说，他对实有思想研讨之湛深，创获之丰富．超拔于同时代人。     

试论清代中期易学诸流派的特色

清代中期易学流派众多,宋易学继续存在,汉易学得到复兴,兼采汉宋的易学出现,又有构建易学的新尝试.诸如此类,使这一时期的易学呈现出广博及多元化的趋向,可谓进入了对传统易学的整理与总结时期,也可以说是集传统易学之大成.因此研究清代中期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文人画与禅宗的关系以清代“扬州八怪”为例

禅宗对中国文人画艺术美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其在唐宋之际勃兴,在明清时期禅学书画论大放异彩——除了整体风格追求境界的超然、韵味之美外,其不拘一格的手法创造出了一种禅学意义上的“怪美”.这一“怪美”的审美趣味彰显独立个性,不为俗世牵绊,以世事为背景,承袭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魏晋以来的“怪才”而另有独创.     

清代经学家对《诗经·齐风》的解读

本文把清代解读《诗经·齐风》的经学家分为“注重考据的传统派”和“反传统的思辨派”。“传统派”解读《齐风》重考据、训诂,遵从《毛序》,代表人物有胡承珙、马瑞辰和陈奂等。“思辨派”解读《齐风》注重涵咏篇章,阐述诗歌本意,用文学眼光进行解读,代表人物有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等。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儒家思想与当今社会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古老而常新，它的许多思想，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当代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以牺牲自然环境和国民素质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只能说是得不偿失。     

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本文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与互动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识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     

《燕行录全集》记载的清代中朝医学交流事略考

清代,朝鲜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每年定期派遣燕行使团出使中国。《燕行录全集》即为朝鲜燕行使记录在中国所见所闻所感的一部“百科全书”,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医学史料,其中涉及到中朝医学交流的内容包括:人员交流、药材交流以及书籍交流。受朝鲜“小中华意识”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于历史的记录和表述带有明显的朝鲜中心主义倾向性,当代学人在运用《燕行录全集》中的中朝医学交流史料时需要理智清醒地判断,鉴别性地加以分析利用。     

清代诸帝与文殊师利菩萨

本文通过藏传领袖达赖、班禅和章嘉向清代诸帝呈进丹书和会晤等事宜,阐明了清代诸帝就是文殊师利的真相,揭示了满清王朝对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