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病历资料的法律价值

从法律价值角度,探讨病历资料具有的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及法治价值,病历资料作为证据法中的书证,能够证明客观事实的内在品质和其外在的证明作用、法治功能,在司法证明活动和处理医疗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旨在提高人们对病历资料证据的认识,规范病历资料的书写、归档、保存和利用,促进司法证明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法治资源利用的辩证维度--兼与苏力教授商榷

中国法治建设有很多的法治资源可以利用。法治资源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其对立关系会导致法治资源间出现冲突、排斥与张力 ,从而形成法治资源的内耗 ;而其统一关系则有利于法治资源间的良性互动与互化。苏力的理论仅强调了法治资源间的对立性 ,而忽视其统一性。正确认识法治资源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对于我们优化中国法治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法律正义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周旺生教授商榷

法律正义,是指体现在实在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正义,是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总和.罗尔斯的四个阶段说揭示了社会正义原则向法律实质正义的转化过程,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正义标准向法律正义的转化.法律正义不是介于法和正义两者之间"第三种规范",它既在法律之内,又在道德(正义)之中.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问题旨在探讨法律正义的内在结构即分类、相互关系和具体内容等问题.通过对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的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我们将对法律正义形成一个更全面透彻的认识.     

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制——兼及“钓鱼式执法”的法律约束

选择性执法是行政主体应对复杂的社会情势和违法行为高度不均衡分布的一种手段。选择性执法具有权力性、不确定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在使行政主体获得高度的灵活性和行政效率,有利于完成行政执法任务的同时,也牺牲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助长了行政执法中的机会主义,并鼓励人们守法上的投机心理和行为,不利于法治。应当对选择性执法持较为严格的态度,保证其执法目的的正当性,并采取具体的方法加以规制。     

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及对策--兼论21世纪初叶江苏经济发展的主线

本文以“十五”计划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 ,吸收借鉴国内外经济结构理论相关研究成果 ,在概述经济结构内涵以及经济结构历史性变迁的基础上 ,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 ,重点研究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江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形势、新任务与新的思路及对策。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     

我国快速城市化地区地方财政效率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苏南六市实证分析

财政是政府的经济行为,财政效率是用来评价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指标,反映的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政府行政运行的效率.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以江苏省内快速城市化地区如江阴市、常熟市、张家港市、昆山市、吴江市以及南京市江宁区为研究对象,利用2009年的最新数据对苏南地方财政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旨在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对苏南地方财政总体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对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和公共财政效率进行研究.最后,文章对加快苏南地区公共财政转型,提升地方财政效率等提出了若干建议.     

原罪的法律隐喻(上)——兼论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

原罪理论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基础理论,有着深厚的神学和教会教义学的基础,并通过历代基督教神学家的阐发成为人类重新认识自我、反思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寻求自我救赎的重要理论指导。随着基督教会和世俗政权的结合,以悔罪与上帝圣爱和宽恕为基本内容的原罪论关于自然法、罪人、罪责承担、苦行赎罪的基本理念对世俗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神学思想的来源。     

原罪的法律隐喻(下)——兼论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

原罪理论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基础理论,有着深厚的神学和教会教义学的基础,并通过历代基督教神学家的阐发成为人类重新认识自我、反思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寻求自我救赎的重要理论指导。随着基督教会和世俗政权的结合,以悔罪与上帝圣爱和宽恕为基本内容的原罪论关于自然法、罪人、罪责承担、苦行赎罪的基本理念对世俗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神学思想的来源。     

论保理的法律性质——兼论应收账款担保融资的现实需求

保理并非一个性质单一的法律概念.融资性保理的法律性质既可以是应收账款转让,也可以是应收账款担保.此外,事实证明,应收账款担保融资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种融资手段.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人文精神的当代读解--兼论都市文化的价值取向

都市文化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努力营造适应时代精神的人文环境,大力提升以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为重要内容的人文素质,积极倡导能够满足精神需求的人文关怀.     

道教的女仙--兼论人仙和神仙的不同

道教的神仙有两个来源 ,一类是修成的 ,一类是降生的 ,修成的神仙是由人而仙 ,降生的神仙是由神而仙。他们虽然在人神之间相会于神仙的共同名称之下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道教的女仙也有人仙和神仙之分 ,《列仙传》和《神仙传》里的女仙基本上是人仙 ,而到了《墉城集仙录》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里 ,就并存着人仙和神仙两类神仙了。从性别的角度检讨这两种不同类别的神仙 ,可以明显地看到 ,归属于人仙的女仙并没有摆脱一个男性的框架 ,而由神而仙的女仙才真正是宇宙和历史的创造者。     

论吴文化的特征 --兼论吴文化与苏州文化的关系

对吴文化的评价与定位 ,既要从广义的吴地背景出发 ,努力把握吴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的关系 ,更要从吴文化与苏州文化的包容关系中把握其基本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 :鲜明的水乡文化色彩、浓郁的市民文化特色、外柔内刚的文化品格、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精巧细腻的文化品位、博采众长的文化个性     

艺术形式与美感--兼论形式主义对美育的贡献

艺术形式对人的美感的生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艺术形式能延展人的审美过程,艺术形式能增加人的美感强度,艺术形式能深化人的美感意蕴。     

邪教的多维透析--兼论中西方邪教之区别

邪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依然未能消除一些模糊看法,中西方之间在此问题上更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从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的维度,对邪教进行了剖析,并从中总结出邪教的宗教异端性和社会危害性这两个标志性特征。     

"人造美人"的几个法律问题--兼与孙福川教授商榷

针对2004年<医学与哲学>第7期孙福川教授<对"人造美人"医学的十大人文拷问>一文,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人造美人"是临床医疗行为,其出现并没有偏离医学的目的,"人造美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应是患者,因人造美人而出现的纠纷可以适用于处理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造美广告也是医疗广告.     

经济全球化与道德进步--兼论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进步观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球经济交往体系,其主要表现是人的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其结果是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与融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这种冲击与融合能够促进道德的进步.本文着重从民主与权威观念的变革方面,考察这一过程的道德进步性.     

现代家庭伦理精神建构的思考--兼论自由与责任

家庭伦理精神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它决定着家庭伦理规范的具体内容.现代家庭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坚持自由和责任相统一的观点,超越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和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建立个人和家庭双重价值取向的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