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五四后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转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剧了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分化,五四后期中国生发出不同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民性改造范式。合理评估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厘清和前瞻转型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价值观重构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世纪末的焦灼与期待──评《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

世纪末的焦灼与期待──评《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潘自勉自鸦叶战争始．一、大批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为近代中国的国富民强进行了苦苦的思索和不懈的奋斗,从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行动中,可以发现一条明晰的线索,这就是从对器物的表层模仿转向对社会制度的政治批判,然后再进到对人的文化分析。因此．国民性问题便成了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的自我认识的迫切要求。它实质上是中国人为了适应现代化的挑战而必须自我革命的重要问题。它既有地域性和时代性,又有人类文化比较的同一性。这意味着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广泛承认和接纳世界各民防泊Ｏ优秀文化传统才可能获得更合理的答案,必须走向现代人类社会公认的文化与价值标准才可能获得更具体的操作意义,从而获得更大的实践上的成功。最近,中山大学青年学者任剑涛同志的新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出版）,正是一部对中国国民性进行系统探讨的专著。读毕．深感国民性问题不仅仅是当前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更新我们社会历史传统的长期艰巨的文化改造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恰如作者所指出的,是历史提出的严峻课题。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借助多     

对认识如何可能的回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新解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是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当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意思来理解的。这种理解未免过于狭窄。笔者认为,马克思这段话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对整个认识论发展史的一个总结,是对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缺陷的揭示,是从实践这一新的视角对“认识如何可能”这一近代认识论的重大理论课题作出的科学解答,是认识论的革命性变革的标志。如所周知,自古以来,认识论一直是哲学研究的课题之一。不过,在古代,认识论是从属于本体论的,那时,哲学家们主要关心的是“世界是怎样”的问题。进入近代以来,认识论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日益成为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成为重大的理论课题。“认识如何可能”之所以是认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是由认识论的历史     

“面子”——“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社会伦理思想一瞥

鲁迅的伦理思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对旧道德的批判,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是与时代思期和他自己的世界观的发展一同发展的。在辛亥革命前,鲁迅留日时期,就把“立人”作为救国之“首”(《坟·文化偏至论》),认改变“国民精神”为救国“第一要著”(《呐喊·自序》)。“国民性”问题成为当时的爱国先进之士共同关心、讨论的重要课题,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更是执着不放。他在探索改造中国人的精神问题时,十分留意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传统的观察分析。同时,也很留心外国人对中国社会和民族精神状态的评论。通过长期的观察分析,鲁迅认为当时中国“国民性”的最大劣根性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所造成的“卑怯”(《华盖集·通讯》),也就是     

中国近代学人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一词对中国学人来说,是舶来之语。哲学这一学科也是在近代中、西学术的冲突与交融中逐渐构建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学人对哲学的理解与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引进外来术语,到理解诠释,再到确立自身的哲学体系的过程。追溯中国学人对哲学的认识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中国近代哲学学科的建设思路及其某些特点,对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不无裨益。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近代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琐议

史学家把公元1840—1919年这一时期,称作中国的近代社会。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两次大的对外战事：一是由英国人发动的旨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二是爆发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结果,都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许多有识之士由此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学技术有了深刻认识,于是,催生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三个环节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是伴随着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演进的。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变革的进程如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比较研究的中心是中西政体的优劣问题,从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都致力于中西政体之比较,主张从改革上层建筑着手来改造中国;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皆致力于比较中西民族性或一般社会心理状态的异同,主张从改造民族性着手来改造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西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把中西政治、学术及民族性的差异归结到经济基础的差异,实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史,就是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     

中立或参与——哈贝马斯视野下的M·韦伯科学价值观批判

一、M·韦伯的“价值中立”观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是近代西方学术界持续争论的一大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事关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价值观选择。M·韦伯是西方近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他在科学与价值关系上的立场——“价值中立”观曾长期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概而言之,这一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内涵。     

冯友兰“新理学”研究述评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逐渐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是学术繁荣的一个标志。现就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新理学”的理论渊源及对“新理学”的总体评价等三个问题作一述评,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1 所谓现代新儒家,虽然国内外论者对此界说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那么,以“新理学”为哲学体系的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呢?对此,论者们有不同的意见。     

从传统现实人格到现代理想人格

经济、社会的发展 ,离不开人的发展 ,而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乃是造就高尚健全的人格。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启蒙” ,即所谓“改革国民性”的任务 ,就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一百年来 ,传统社会的外部形态起了巨变 ,然而“国民性格”的改造并未取得长足进展。面向新世纪 ,启蒙的任务更加紧迫了。但是今天 ,我们的国家 ,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有良好的内部外部条件 ,因此我们相信 :在物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通过国家领导、人文学者、广大民众举国上下的一致努力 ,在新世纪一定能完成“国民性”改造任务 ,实现全体国民从传统现实人格向现代理想人格的转化 ,从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 ,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     

上海市哲学学会举行一九八五年年会

1985年12月下旬,上海市哲学学会召开了年会。会上,会员们听取了题为《哲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的会务报告和“科学方法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心问题”、“近代中国哲学问题”、“苏联哲学问题”等学术报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向前发展,就需要迎接挑战,完善体系,回答现实问题,加强对现代     

严复论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

一、无“自由”：中国封建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积极宣传和提倡西方近代“自由”①思想,是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一项突出贡献。严复为什么要在中国积极宣传和提倡西方近代自由思想呢？这不仅与他把提倡个人自由和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新民德”重要内容的基本主张有关,而且也与他的自由观和他对封建文化的基本认识有密切的关联。主要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穆勒和斯宾塞等的影响,严复认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辟韩》,《严复集》,第35页。以下凡引《严复集》,只注页数）个人自由,天经地义,任…     

论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纳妾婚俗的批评

来华耶稣会士在发展信徒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那些纳妾者能否施洗？“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畸形婚俗，耶稣会士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在吸纳信徒时对“多妻者”给予排斥。这种“受洗”与“授洗”之不苟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负面造成了一定冲击，其文化、道德意义应予肯定     

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从洛克到金岳霖

“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是由康德首先以比较明确的方式提出来的。但在康德以前,也有哲学家对此问题作过自觉或不自觉的思考。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对此问题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知识的起源、形式或功能为注意的中心。金岳霖先生对概念的摹状与规律双重成分的分析,对归纳原则之永真的论证,是欧洲哲学史上对这一问题之探讨的富有成效的继续。本文拟在理清西方哲学家这方面研究之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梵蒂冈“封圣”问题的声明

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天主教会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梵蒂冈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梵蒂冈不仅不表示忏悔,反而要把这些作恶多端的罪人册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     

论胡塞尔“现象学革命”的内在逻辑

一、哲学的新维度:从自然的态度到哲学的态度自从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以来,西方哲学实现了一种所谓“先验的转向”,西方哲学家对于问题的提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验的转向”突出地表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中:认识是如何可能的。正是在这一反身性的追问中,认识的对象转换成对象的认识。具体地说,以往哲学家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非反思性的方式执著于对对象的探讨,其提问方式为:“对象是什么”。“什么”一经带出,则“对象”成为一个“实体”,对象(什么)走到明处,而认识(是)不得不隐于暗处,最终使认识迷失在对象之中。这就是实体主义思…     

认识发展阶段问题讨论情况综述

认识时发展过程和阶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问题。搞清这个问题,对研究整个认识理论,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近代欧洲哲学史     

转型社会国民心态探析

所谓“国民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之总和。它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性”,即一个国家成员长期形成的、符合该国国情的人格和行为方式的特征。显然,在“国民心态”中必然地“烙”上了一个国家成员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的“痕迹”;二是“国民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心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的“国民心态”必然反映了该社会发展中的特征。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发生剧变的转型社会。显然,中国的国民心态也发     

先秦时期音乐美学观之“和与同”略见

先秦时期是中国诸子百家学术活动频繁的发轫期,学者们立足于各自的价值观,对音乐的功效阐述出不同见解,音乐之“和”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对此,史伯之“声一无听”、晏婴之“和羹”论、孔子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学术观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学者们分别对“和”及“和与同”层层论证、标新立异,占据各自的古典美学立场,阐述不同角度的“和”“同”观,为先秦时期音乐美学领域勾勒出一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

一、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文化思想领域里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自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就存在着与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大多时间里二者处于对立的状态。就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在大多时;司里,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是其基本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由儒家文化造成的。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种文化背景。因此,新文化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