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罗尔斯“分配的正义观”与诺齐克“持有的正义观”对照研究

分配正当性的根据是什么 ?人的基本权利与平等的要件如何分配才是符合正义的 ?罗尔斯和诺齐克从两个向度上对此作了深入研究。罗尔斯从平等的权利出发 ,主张用“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来取代功利主义 ,认为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应当不平等 ,否则就应当平等。并要求依据“公平的正义原则”分配公共资源和自由体系 ;诺齐克从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出发 ,认为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应当平等 ,否则就应当不平等 ,通过“资格”理论确立“持有”的正当性。在功利主义、财产权、国家的作用、自由平等、分配模式和社会稳定的意义等方面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观点也各有契合与对立。     

分配正义:重新反思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罗尔斯虽然认为密尔是一个伟大的功利主义者,但也指出他的功利主义像其他 形态的功利主义一样存在致命的缺陷: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而忽略分配正义,特别是为了实 现功利最大化而牺牲自由。实际上,作为密尔功利主义首要原则的功利原则蕴含着分配正义 的要素,即功利原则要求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或者说每个人对幸福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不仅 如此,作为其功利主义次级原则的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也非常相近 。密尔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具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所不具备的优势:明显的历史性优 势以及有效处理相互冲突的自由的优势。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

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典型代表的罗尔斯的正义论 ,自其在 2 0世纪 70年代提出后就遭到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的尖锐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十大错误 ,包括脱离社会生产来抽象谈论分配正义、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加批判地假定了社会阶级存在的永恒性 ,等等 ,同时 ,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也存在内在矛盾 ,是乌托邦主义的。本文即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的一个批判性考察     

正义的给予和正义的维护: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例

<正>一个国家(或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分不开的。但是,国家应当是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正义的给予者,对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本文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例,尝试对这两种国家观加以梳理。1.正义的给予: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国家观罗尔斯以对正义的考察和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考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     

协同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的本质

协同正义就是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的协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主要体现为自由表现个性、表现个体差别的差异性正义,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则主要体现为追求平等的同一性正义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正义原则的综合超越,它应当是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的合理协同。     

不偏不倚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性--亚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

森把罗尔斯处理正义问题的进路概括为以追求单一的完美正义原则为目标的先验制度主义,他批评这种进路既非必要亦不可行.通过澄清一些误解,能够论证在正义这个问题上,界定单一的正义原则是必要的,但罗尔斯的所谓合理的正义观念的确面临着由一种高阶无偏倚性要求带来的多元化压力.为此,罗尔斯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压力的途径及合理性.     

法律正义和正义美德

正义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伦理学主题,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把正义当成是一种法律制度,而古代亚里士多德却更为正确地指出,法律正义还不是一种完全的正义,正义毋宁更是一种美德,它是一切美德的总汇。     

康德的正义与康德主义的正义

作者认为当代康德主义的正义理论旨在改进康德正义理论,克服其在康德正义理论中看到的问题。然而,康德主义者对康德的批评恰恰是康德主义正义理论所遭受的批评。本文考察这些批评是否同等地适用于康德主义理论和康德的理论,并指出两种理论所依赖前提之不同。同时,本文将论证康德主义理论使用了大量的理想化预设,这意味着它们无法被充分证成,当代康德主义者改进康德正义理论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而回到康德却能够提供一条出路。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影响效果的差异

以大学生奖学金评比为例,探讨了组织公正各维度影响效果的差异。以66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2×2的完全随机设计,以情境故事法（scenarios）呈现刺激,研究了奖学金评比中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对大学生学习投入、班级荣誉感、班级归属感、与辅导员的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组织公正三个维度与效果变量之间存在清晰的对应影响关系：分配公正主要影响具体、以个人为参照的效果变量;程序公正主要影响与组织有关的效果变量;互动公正主要影响与上司有关的效果变量。     

Merciful Justice

I offer a solution to an old puzzle about how God can be both just and merciful at the same time—a feat which seems required of God, but at the same time seems impossible since showing mercy involves being more lenient than justice demands. Inspired by two of Jesus’ parables and work by Feinberg, Johnson and Smart, I suggest that following a “principle of merciful justice”—that persons ought to receive what they deserve or better—delivers mercy and justice simultaneously, certainly in cases of distributions of goods, and even in cases of distribution of harms as well, if we can accept some qualif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