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为太极”及其对朝鲜性理学心论的影响

“心为太极”是邵雍提出的观点,本由先天易学的象数推出,有天地之心为太极之义,学者可以通过观物、虚静的功夫复见天心。朱子学对此的阐释大为不同,强调心对太极之理的本具,但本心为太极仍然可以成立。此说在朝鲜性理学的主理一派那里成为论心的重要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性理学的心论类型。李退溪依此而强调心之未发唯理,因其所言理具有活动性,故只需用主敬功夫便可以优入圣域。李寒洲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但其理不能直接活动,故其功夫既不如退溪直截,也没有阳明学良知呈显的自然之妙。退溪之说于朱子学有所溢出,寒洲之说则仍能合乎朱子之意。     

论元儒吴澄的五经之学——以《四书》独尊和南北抵触为背景

矫正宋元以来独尊《四书》而导致的虚浮学风、接续朱子经学的未竟事业,以及广通博识的学术追求,是元代巨儒吴澄专注《五经》而无《四书》著述之主要原因。身为南人的吴澄北仕大都,受到以李孟为主的北方士人的压制而无从实现在国子监的教法改革,被迫辞仕。这反映了元代中期南北士人之间由于政治、文化长期割裂而导致的抵触、竞争与倾轧。     

易学“太极”概念考论——兼论《系辞上》“《易》有太极”章的含义与解释

《系辞上》“《易》有太极”章及“太极”概念为何义,是易学史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恒”字应当从今本读为“极”字“。极”本指无上无限的空间“,太极”是无以复加的极限义。此义为“太极”概念的生成提供了词源基础。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又是在哲学语境中生成的。在《系辞上》中,它既指揲蓍之初极,又指天地未分的至极本原。随着汉唐、宋明哲学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具体所指或为元气或为理“。《易》有太极”章包含着揲蓍成卦和宇宙生成两重次序,二者是表里、明暗关系,而这一特点又是由《周易》本为天人合一的产物所决定的。在前者中“,太极”指蓍草未分的初始状态“,两仪”指分而为二的两部分蓍草“,四象”指六、七、八、九四数;在后者中“,太极“”两仪“”四象”各有其宇宙生成的象征物。汉唐对此章的解释偏重于气化的宇宙生成论,明末清初以来的解释则过分强调其揲蓍成卦之义,都偏执于一边。     

太极之“生”与易学生态智慧

"太极"是认识和把握宇宙人生之本的一个本体论系统。太极的核心为"生",易学的核心亦为解说及体验生命存在的智慧;太极的"生生"智慧实际也集中体现易学生态智慧。"生生"之本是把握太极之生态本体论的主脉,太极"生生"包蕴的生态智慧由"生化"与"化生"的转换序列成就,借阴阳的生态转换与生命的生成节律展示阴阳交感的生成性智慧以及"象"与"意"的体验性智慧,由生态、生命及美的融合催生"保合大和"的美学智慧。     

《鹖冠子》哲学中“道论”之探析

“道”这一概念,自《老子》以来,已成为道家哲学的学派判准与依归,但是此一概念,自《老子》而后,其内涵因着《老子》后学的不同发展,其概念内涵也有所不同。战国末期之黄老道家《鹖冠子》一般认为仍承袭着黄老道家之道论,但《鹖冠子》对于“道”的关注显然有一歧出之发展,这一歧出不仅在于对天道阴阳的重视,更在于将“道”置于“天”之下,“道”除了作为四时运行之规律、度量准则外,更有所谓地道、人道之说,“道”成为事物之“道”,甚至有“圣生道”之说的提出,说明了《鹖冠子》之于“道”,作为一黄老学者已将“道”返回经验事物之抽象理则,代之而起的是圣人之道、成鸠之道。     

“重”“错”之义与六十四卦的生成

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太极图说》道教渊源新探——兼论“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形成

《太极图说》与道教的关系是周敦颐思想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分析《太极图说》的内在理路,可以发现《太极图说》表达的是“时间在先”的宇宙生成意,其首句应为“自无极而生太极”。结合周敦颐在《咏阴仙丹诀诗》中自述其与宋初道士陈抟思想的关系,能够看出《太极图说》的“自无极而生太极”是直接源自于道教的宇宙生成理论。当朱熹面对《太极图说》的三个不同传本,为调和《太极图说》与其自身思想的关系,他选择了“无极而太极”作为《图说》的首句,进而否定了《图说》的道教渊源。     

从唯物论到超越论——16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亚氏形质论的基础上对“太极”认识的变化

耶稣会传教士于16世纪来到中国时,认为中国的不同知识流派都是一元论和唯物论,因此致力于引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和个体化概念,人类灵魂的哲学和神学概念可以基于此得到发展。我们将考察与物质概念有关的四个讨论。首先,利玛窦批评理学只认识到质料因和形式因,忽视动力因和目的因,这导致利玛窦将太极、理和气等关键概念视为唯物主义而加以拒斥。利玛窦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著作(尤其是《柯因布拉评论》)得到更为系统的翻译,我们将分析《论天》的中文译本及其关于原初质料的讨论。在关于天体质料和月下质料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来华耶稣会对著作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以适应理学思想。第三,龙华民在其报告中试图表明,儒家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拒绝的前苏格拉底的物质一元论。最后,卫方济在其《中国哲学》(1711)中试图超越西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转向关于中国哲学的更为中和的解释。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论韩国儒学史上的“无极太极”之辩——以李彦迪的“无极太极”论为中心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辩、"四端七情理气"之辩、"四七人心道心"之辩、"人物性同异"之辩(湖洛论争)以及"心说"论争等。这些围绕不同的主题而依次展开的学术论争不仅促进了韩国儒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发生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可以发现韩国儒者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对<太极图>的作者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首先,本文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不同表达入手,指出二者所论的"五行"思想分别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其次,本文较深入的比较了这两种"五行"思想的异同之处,进而指出基于这一矛盾可以初步判断,<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决非一人所做.     

朱熹"太极"观对前人的超越

宋代以前的易学中,“太极”一般被解释为“气”或“元气”;亦或被释为虚无实体．而宋代朱熹对“太极”进行了新的阐释,超越了前人的“太极”观,通过阐释“太极”,确立了理本体论,完成了理学派的本体论的体系．     

朱熹哲学中"太极"概念的几种涵义

评述朱熹的太极范畴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哲学史上认为朱熹的形上学是从宇宙发生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而太极是这一转变的核心概念。这种看法大体无差。但笔者认为朱熹的太极概念中有几种含义可作详细分疏。关于太极,朱熹在他的文章中或者在与学生之间的谈话中所述内容中有种种不同之处,甚至互相矛盾,令人迷惑不解。《朱子语类》中说到“太极”处,共有334次。在《朱子语类》和《近思录》首篇涉及的问题中我们会发现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心目中的太极,与宇宙论的“天地”、存在论、本体或心性论的“理”、“性”等又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     

谈项安世易学对吴澄的影响

宋代项安世著《周易玩辞》一书,主张“因辞而测象”的治易路数,其学术风格兼重象数和义理。项氏《周易玩辞》一书,对元代吴澄产生了很大影响。吴澄的易学思路,基本也遵循“观象玩辞”的路数进行,其易学著作《易纂言》多处提及并肯定项氏观点。但吴澄没有在项氏的观点面前止步,在易象内涵、卦变理论和义理的理解等方面,表现出与项氏易学不同的特点。     

试论宋明易学的太极动静观

太极动静观是宋明易学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周敦颐、张载、朱颐、王夫之等人辩论,逐步解决了太极如何生出阴阳二气,太极自身为什么具有运动变化的性能,现象世界又何以流转不已,也即物质世界怎样产生,又何以生生不息的重大理沦问题。     

20世纪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述评(下)

(四)90年代 和以前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元代理学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平均每年不到2篇论文,仍然显得冷清.进入90年代,元代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约有40篇左右的论文问世,其他与元代理学相关的交叉研究论文也有近30篇;出版元代理学研究专著5部,部分包含元代理学内容的著作也有10多部,交叉研究著作4部(部分内容).综观所取得的成果,90年代的元代理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20世纪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述评(上)

元代理学的成就不如宋代理学和明代理学,因而它长期受到忽视.不过,随着宋明理学研究以及元代其他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关元代理学的问题逐渐变得不容回避.近些年来,元代理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本文拟对2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关于元代理学的研究状况做一回顾,并对研究前景略作展望.     

元代净明道的教义核心析论

本文通过对<净明忠孝全书>的研读,认为元代净明道虽然大力宣传忠孝,但其教义核心则是"整理心地".刘玉用"整理心地"这把尺子,对道教传统的修炼方术、科仪法术、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对与"整理心地"无关的东西,统统加以摒弃,从而实现了对传统道教的重大变革.     

元代宗教政策的民族性

元王朝为了怀柔抚纳众多的被统治民族,采用了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且通过优待全真道、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领袖的方法,把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笼络在政府的周围,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同时,元政府又通过崇佛压道、崇藏传佛教压汉地佛教,崇“教”压“禅”,严厉打击民间宗教等方法,贯彻等级民族政策,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元代的民族宗教政策,既包含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宽容开明,又暴露了剥削阶级民族观的狭隘局限。     

Inquiry into the Transcendence of Tang Dynasty Confucians to Han Dynasty Confucia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Lunyu Biji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Han dynasty Confucians to Tang dynasty Confucians,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evolved progressively from textual research to conceptual explanation. A significant sig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the book Lunyu Bijie 论语笔解 (A Written Explanation of the Analects), co-authored by Han Yu and Li Ao. Making use of the tremendous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within the Analects, the book studied and reorgan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Dao and principles.” It clearly shows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shifting its focus from phenomena to the nature of the heart-mind in order to comprehend nature and heavenly Dao, both of which “cannot be heard (from Confuc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