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景教经幢

国家一级文物。2006年因盗墓在洛阳出土,经幢为八棱石柱,底部受损。该经幢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唐代景教石刻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经幢分为两部分,包括《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文和"经幢记",经文部分与敦煌残本可以互补。今存洛阳市博物馆。     

尊胜寺石经幢

五台山尊胜寺因寺内存有两座石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而闻名于世。 尊胜寺位于五台山南面厩阳岭畔。昔日，这里佳木葱葱，景物殊胜，是善男信女朝台礼圣必经之路，被称为“五峰咽喉”。     

洛阳唐代景教经幢表现的母爱主题

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洛阳景教经幢是粟特移民后裔刻勒者为其母亲安国安氏夫人所建造的,经幢题刻将母爱提到一个主题,将神性圣爱与人伦母爱结合。经幢上镌刻有景教《宣元至本经》,但祭母的大悲悯揭示了世俗爱的伦理道德,整个经幢没有表现宗教忏悔心理,而集中表现的是教徒祭母时母爱情怀,甚至大秦寺寺主亲自参加教徒母亲的移坟仪式,既有利于信仰的凝聚力,也易为当地百姓所认同,与中国人孝顺伦理与儒家仁爱理论有着相通性。这说明景教在不拜祖先信仰原则上采取了敬父爱母的迂回策略,赢得了民众的认可。特别是景教入华后将基督教十诫中第五条当孝敬父母提前到第三愿,其伦理优先顺序发生变化,适时极力宣喻与自己教义相符的人道思想,开辟了新的获救型文化路径。     

河北易县唐代道德经幢

正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唐开元年间道德经幢,又称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龙兴观道德经幢,是现今存世的数通古代道德经幢中保存最完好者。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唐开元年间道德经幢,又称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龙兴观道德经幢,是现今存世的数通古代道德经幢中保存最完好者,1961年、1996年分别被列为河北省和全国重点文化物保护单位。     

赵州陀罗尼经幢

“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好的事物,缺少的只是发现”——这句充满慧光的名言,也有她尚未照耀到的地方,比如说对于我国佛教文化瑰宝来说,很多情况下就是缺少这种“发现”——我理解这种“发现”不仅仅是“看见”、“明白”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心灵中那种慧眼独具、过目不忘的撼动、领悟和契合。写至此处时,我仍感脸红,因为这里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的两篇关于佛教文物的介绍报道,决非缘自我的“慧眼”,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因病住院期间,在每天同样也流过我们眼皮底下的大量报章之中慧眼发现的信息——须知这是一位年近九旬、微恙在身、依然公务繁忙的老人啊！他才是本栏目的真正主持人。在生惭愧心同时,我也意识到另一个同样令人忧虑的事实:在对待佛教文化瑰宝问题上,即便能达到第一个层次“看见”、“明白”的也不多,出土文物中的佛教文化内涵往往总是有意无意被忽视就是一例。愿我们每个关心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和部门都一道来关注这个问题！     

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

新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经幢提供了关于唐朝景教经典与教徒的重要资料。本文将此经幢后半部分《经幢记》中记录的洛阳大秦寺三位来自中亚米国和康国的高级教士,与西安《米继芬墓志》中的大秦寺僧思圆联系对比,并且初步考察了《经幢记》中记录的移居洛阳的一个安国景教家族,证实8-9世纪景教已经在中亚地区具有相当的基础,移居唐朝的粟特人中不仅确有信仰景教者,而且东都洛阳的景教领袖全部是粟特人。     

潮州开元寺石经幢考述

幢,原是中国古代仪仗中的旌幡,是由丝绸做成的伞盖状制品,顶上装着宝珠,又称幢幡。由于印度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唐代中期佛教密宗的传入,将经或佛像起先书写在丝织的幢幡上。为保持经久不毁,后来改为刻在石柱上,因刻的主要是《陀罗尼经》,因此称为石经幢。[1]石经幢是指刻有经文之多角形石柱,又名石幢,是汉化佛教一种最重要的刻石,属密宗系统。经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二:大秦景教经幢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2006年在洛阳出土,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重大考古发现,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论金代经学的建树与特质北大核心CSSCISSCI

受女真族封建统治的影响,金代经学的发展缺少系统性与规范性。与同期并存的宋代经学相比,其所取得的成就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学者的努力下,金代经学在实践中仍具有一定的建树,如以多重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典解释形上学,公开确立儒释道三教合流解经方法论,突出经典解读中的"尚中"意识,沟通经学、史学,让"经史一体"成为可能等。基于独特的生长环境,金代经学的发展时常与"象数学"交织在一起,经学论述中常关注夷夏关系,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并存等。无疑,这些内容引人关注,极具学术探讨意义,进而也成为了金代经学自身最为鲜明的特质。     

岩山寺金代壁画赏析

岩山寺位于繁峙县天岩村,为北地朝拜五台山的必经之路。寺中现存石碑一通,碑尾有“(?)正隆三年戊寅岁十五日建讫”。则此寺于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正式建成,以后历代均有修葺,但留存至今只有南殿(文殊殿)为金代原物(惟屋顶为元重筑),难能可贵的是四壁满布壁画,熠熠生辉。据文殊殿西壁南上方题记说明,壁画是六十八岁的宫殿画家王逵等用了十年时间(从正隆三年到大定七年)。     

金代全真词与元代散曲的俳体

在诗词曲三种体裁中,散曲的生动活泼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著名学者任讷在《散曲概论》中说:“且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全部著述之半”,并列举了散曲中的二十五种俳体,将俳体定义为“就形式上、材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或意境上的调笑讥嘲、游戏娱乐之作。”意境上的俳体没有固定的标志,形式上的俳体如独木桥体、嵌字体、顶真体、迭字体等,则都有一定的模式。这些形式在宋代文人词中非常少见,偶有一二也因艺术上的失败而遭到后人讽刺;元代散曲则大量使用之,艺术上的成功也足以令后人倾倒。这种突然变化,不免令人困惑。如果考察金代…     

巍巍铁经幢

每当晨羲初露,常德市滨湖公园里即被晨练的人们唤醒。那湖心岛上的铁经幢,在晨光照耀下,又闪烁熠熠光辉,吸引着一群群虔诚的气功修炼者,跏跌坐在它的周围,双手结法界定印,双目微闭,聆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观世音菩萨圣号音乐而缓缓入定。一个个飘飘欲仙,似乎进入了另一个极乐世界。     

金代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

金代山西地区佛教寺院众多,影响此期山西地区佛教寺院分布的因素很多,具体说来,包括社会政治环境与民众信仰需要、社会经济条件、国家政策、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金代山西地区寺院分布呈多点状等特点。通过分析山西地区这一时期的佛寺分布及其影响,可以加深对金代佛教的认识。     

儒服深衣的形制变化与款式特征研究

深衣是华夏民族传统服饰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上下连属的袍服,深衣所代表的是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传统华夏文化,后世亦称儒服.作者依据文献资料,首次对深衣的形制变化分为四个时期进行分析,并对深衣款式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通过对儒服深衣的形制变化与款式特征研究,给更多的人一次亲近华夏民族传统服饰的机会.     

全真教早期传播中的乐舞活动

作为金代产生的新道教——全真教注重运用乐舞进行传教,将之作为一个贴近世俗、吸引民众的重要手段。全真教早期的各位高道的著作,留下了关于道教乐舞、金代乐舞的鲜活记录。全真教的乐舞活动涉及道情、社火和大曲等三个品类,结缘化俗,方便说法。     

繁峙岩山寺文殊殿金代佛传壁画新考

岩山寺,古称灵岩院,位于繁峙县天岩村。金正隆三年(1158),建正殿(即水陆殿)五楹,并在殿内绘制水陆壁画,又建文殊殿(南殿),并于金大定七年(1167)绘制完毕南壁。南殿西壁壁画南侧上部题记曰:"首□□□□发诚心益舍净财愿画西壁□诸人名姓如后:□□、赵园、□□、母段氏、霍庙、韩氏、王政、高氏、博德、冯氏、□□、母王氏……大定七年(1167)前二十八日画了灵严院,普画匠王逵,年陆拾捌,并小起王辉、宋琼、福喜、润喜。"     

元认知要素的研究

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元认知三要素假设的合理性。以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技能三者为基本维度,编制一份元认知问卷;施测元认知问卷,利用LISREL8.02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三维度假设与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结果表明,三维度假设与数据间有较好的拟合,且三维度假设比两维度假设与数据间的拟合更佳,从而为元认知三要素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     

万松行秀与金元佛教

金、元是以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初不知奉佛,后为汉地的文化、礼仪所吸引,也热衷于佛事,不仅藉以标榜其统治的正统性,也有笼络人心的意思。明初史臣著《元史·释老传》总论有“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的。金初,太宗有鉴于“辽以释废”[1],所以对佛教颇加裁抑[2],曾于天会八年(1130)下诏禁私度僧尼[3]。又史载天会十三年(1135)九月大名府僧李智究纠集僧众谋反,事发伏诛[4]。皇统三年二月复有东京僧法通以妖术乱众,为都统府发兵讨平[5]。揭竿之徒以宗教为号召,此类事情在金前期,屡…     

岩山寺壁画的世俗化转型成因初探

在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金代绘壁遗存中,山西繁峙岩山寺以其文殊殿内精彩的金代壁画而知名,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画面中的世俗化倾向。其中,无论宫廷还是市井、城市还是郊野、神仙还是平民,都以日常惯于理解的方式来描绘,将宗教性、世俗性、贵族性、平民性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从理想到现实、从神话到真实的一个杰出的立体图景。从画家的个人经历与绘画风格、宋金文化融合对金代绘画的影响、佛教图像的汉化与世俗化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使其壁画世俗化转型的原因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面貌。     

金代医家张子和医学地位变迁与攻邪论学术史研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精通汗、吐、下三法,开创攻邪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张子和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并称为中医“金元四大家”。实际上,在历代有关中医“四大家”的历史书写演变历程中,张子和的医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医学地位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医家地位变化脉络可概括为：医名盛于金元,淡于明清,名归于近代。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自明代以及降,攻邪论逐渐淡出中医主流学术范畴,其学术传承脉络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到了近现代,尽管张子和的医家地位重新回归中医“金元四大家”之列,但是攻邪论实际影响力仍旧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