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识”如何成为一种工夫？——基于历史与哲学的考察

“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     

宋明儒者“戒惧”与“慎独”工夫之流变——以朱子、王阳明、邹东廓、刘蕺山之比较为线索

本文选取宋明儒者的重要代表朱子、王阳明与弟子邹东廓、刘蕺山,阐释并比较各家对"戒惧""慎独"工夫的不同解释。"戒惧""慎独"工夫经由宋明儒者的不断实践,工夫的内容、着力点、用功时段及体用关系等呈现出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分解至浑一的不断深化而超越之过程,最终归显于密。因此可以说,刘蕺山的"慎独"工夫达到了宋明理学心性工夫的高峰。     

本体与工夫——理学主旨新探

<正>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迭起,思想史研究向人们展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理论体系,总有其中心思想或中心议题。宋明理学的主旨是什么?历来有不同说法,或谓“义理”,或谓“本体”,或谓“心性”,或谓“性命与天道”。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根据的。理学与汉唐以来学术不同的是,它既不是章句之学,也不是词章之学,更不是时文科举之学,而是寻求义理之学。理学家讲学的目的在于穷理求道,因此称理学主旨为“义理”是不足为怪的。理学家大都讲本体,谈心性、论天道,而且这些范畴都是理学家非常重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都是理学根本的、首要的问题。但把这些归结为理学的中心议题,似乎还不太完满。我经过研究,觉得把理学的主旨概括为“本体与工夫”,也许会更符合实际些。如果这样确立理学主旨,既可体现理学的宇宙论、存在论、心性论、境界说,也可以包含理学的认识论、修养论,乃至审美和心理建设,使理学研究更贴近其本来风貌。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论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转轨的“内在理路”——以黄宗羲实学思想为例的说明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形态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范式转换,不仅有对立性、断裂性的一面,亦有关联性、连续性的一面。从后者来看,这就意味着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转轨有其"内在理路"可寻。作为理学与实学交融(虚实结合)的重要学术典范,黄宗羲实学思想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连续性发展。从"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论到读经穷理"会众合一"、"一本万殊"的方法论,再到"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的治学观,都反映出梨洲之学试图矫正宋明理学家"读书不多"亦或"多而不求之于心"的空疏之弊,力倡道德修养、读经穷理和治学追求上的"实心"、"实学"、"实功"的基本实学立场。可以说,梨洲之学既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总结,又是对明清实学的创造性建构,这构成了黄宗羲实学思想特质的一体两面,由此也反映出了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重新认识“心性之学”

<正> 《孔子研究》编辑部提出在学术界开展“心性之学”的讨论,我认为是很必要的。这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有现实意义。要正确开展“心性之学”的讨论与研究,首先就必须重新认识与评价“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十多年的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心性之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心性之学”的深入研究,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中国宗教学者陈立胜

正陈立胜,山东莱阳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校人文社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儒家修身学、宋明理学与宗教现象学。近年来致力于儒家修身之道的缘起、演化与转折历程之研究,以期揭示儒学从先秦"德行的经营"("修身")中经宋明"心灵的修炼"("工夫")到近代"国民品德教育"("德育")的内在理路,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儒家现代修身哲学。著有《"入圣之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从刘宗周对经典的诠释看明末新王学的发展

刘宗周依傍经典诠释提出"慎独说",建构出一套颇有新意的心体学理论.他劝导儒士读书治学,将求吾心与读经典有机联结成一体,并因"得心"之故,将朱子设计的读"四书"次第进行了改变,且重释了"虞廷十六字".通过深入解读《大学》《中庸》等文本,刘宗周又将"慎独"发挥为"诚意",提出二者互为本体工夫,在"心性归一"的理路中,大力倡...     

持志以定心——王船山的“正心教”及其定位

船山提出"正心之学不讲久矣",明确主张以"先正其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持志以定心,提出学者当"以大心正志为本",着重阐发了"志"作为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意蕴。在《大学》系统,尤其是"心意之辨"的分疏中,船山厘清了"正心"的内涵及其主宰下的工夫脉络。船山构建出"正心"作为工夫节目的独特意义以及以之基础的理论系统。从朱子"格物教"、阳明"良知教"、蕺山"诚意教"进一步转进到船山"正心教",再次印证了《大学》对宋明理学范式转换的型塑作用,体现了理学心性论内在接续与转进的新形态。     

从良知之辨看蕺山之学的义理建构

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

明清之际"自性理转向经史"的哲学转型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开展出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黄氏在其名著《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中提出一条独特的明代哲学发展脉络,亦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由此建立了以"理为气之理"与"事的本体工夫论"为主要内容的气学形上学,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精神哲学与陆王心学——以徐梵澄《陆王学述》为中心

本文以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为中心,考察徐梵澄对陆王心学的诠解。在徐梵澄看来,重温陆王是为了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徐梵澄从精神哲学的立场出发,借助"知觉性"的概念,对象山、阳明之学的心性与功夫做了独特的诠释。徐梵澄又以科学和方式来研究"精神知识"、"玄秘科学"的领域,对宋明儒者精神修为中的"前知"、"顿悟"做了理性层面的说明。     

刘宗周道德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慎独说

宋明儒家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都是道德问题,强调在道德修养中体悟道德本体,无论是朱熹的主"敬"、陆九渊的主"静",还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皆是如此。刘宗周的"慎独"说融合了"理""气""心""性"本体论,赋予"意"和"知"道德本体意蕴,特标为粹然至善的"独体",强化了本体的道德意义;以"慎独"统领圣学工夫,通过"敬""主静""慎""诚"工夫的持守来呈现"独"本体至善,使道德本体与工夫融通合一。其理论以"慎独"为立学宗旨,统合传统道德本体与工夫,是对传统"慎独"学说的总结与超越。     

儒家“心性之学”的界定、历史发展与前景

<正> “心性之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Soul)一词有广义、次狭义及狭义的理解。广义地说,它应是所有民族(包括东方、西方诸民族)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指的是探讨人的存在的根本原理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各种宗教哲学思想中都有丰富的心性之学的内容,假如我们采取一种次狭义的看法,将范围缩小至中国哲学的话,那么,道家与佛学(尤其是禅宗)无疑都以心性为讨论的重点。但从约定俗成的用法来看,“心性之学”似专指儒家哲学而言。本文将对“心性之学”的讨论限制到儒家,这是狭义的说法,只是为了将问题讨论的对象缩小,并不表示否认其他各派哲学都     

“工夫即本体”命题的形成及其时代意义

“工夫即本体”是明清之际为人瞩目的一个哲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思辨重点的一个转折。科学地理解、把握这一命题,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哲学的演化,尤其是正确地剖析明清实学思潮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一、“工夫即本体”命题的奠基“本”、“体”原是两个相近的范畴。“本”与“末”相对,“体”与“用”相对,只是到了宋代才出现“本体”一词。“本”,《说文》：“木下日本,从木,一在其下,草木之根抵也。”似有“根基”之意。《辞海》对“本”亦有“草木之根”,“事物根基或主体”,“根据”,“原始”…     

秩序与心性:经世视域中的黄宗羲心学探析

在黄宗羲思想研究中,心性与政治之关系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心性之学实为黄宗羲秩序重建的全副努力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心学理论建构中对本体与工夫的兼重,正指向对晚明思想界应虚蹈空的心学末流与机械变诈的功利主义两种倾向的救正。对于力行工夫的强调,意在使道德本体始终保持经世实践之品格;而对于本体之贞定,则意在令功利事业始终受到道德意识之规约,由此而展现出心学重塑与秩序重建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努力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通过对王门后学本体、工夫诸派的批判吸收,黄宗羲试图以主静工夫保证良知本体之绝对性,并通过气一元论而使之不落空悬,能够外化为敬事之心而落实于广义的经世实践。其次,黄宗羲对佛教的批判主要着眼于政治维度,强调儒家道德精神之于秩序构建的主导地位。最后,通过与潘平格的论辩,黄宗羲力图呈现一种强调良知指引政治,而非道德代替政治的思想取向。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