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今本《易经》今、古文字考(乾至蹇)--兼及帛、今本卦爻辞异文辨析

本文取帛书《易经》乾至蹇卦的卦爻辞与今本对应的卦爻辞异文进行对比,阐释了二者今、古文的使用情况,并对二者诸多异文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     

美国华人移民的异文化压力:特点、影响因素和中介效应

从美国NLAAS的调查数据中直接抽取美国华人移民样本473份,探讨美国华人移民异文化压力的特点、影响因素及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美国华人移民体验的异文化压力较大,且与多因素存在显著相关,英语熟练度、移民时的年龄、移居美国的年数和种族歧视对压力具有显著预测性;社会地位作为中介变量可以有效缓冲美国华人移民的异文化压力。     

《<周易>》异文校证》

吴新楚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全书17万字,270页。全书共分三编。上编为《<周易>异文概述》,作者就研究《周易》异文的基本材料、异文的内涵与类型、异文与文字的应用、由讹脱衍倒而形成的异文、异文所反映的词     

出土文献与古书形近讹误字校订

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由来已久,有成功,也有失误。对那些失误的案例,虽已有学者注意,但目前学界仍没人作较为全面的总结。我们从出土文献自身的讹误、时代地域性差异、文字考释成果的可靠性、通假字、偏旁义近通用字、用字书写习惯、不明词义误校、重视语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比卦异文解读

今本、帛本、阜阳本和楚竹书本这四个版本的比卦异文,为我们诠释和理解比卦卦爻辞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比如,基本可以断定今、帛本比卦卦辞卦名"比"字后的"吉"字为衍文,可以获得"原筮"二字的确解等等。比卦异文亦为我们提供了《周易》版本变迁的一些线索,比如,比卦九五"王用三驱",楚竹书本无"用"字,《周易》原本可能有"用"字,后来被删掉了。结合异文,我们还能对比卦卦爻辞作出含有相关历史信息的整体通贯的理解。     

《太上洞渊神咒经》异文考校十一则

《太上洞渊神咒经》有《道藏》本和敦煌本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在文字上有一定的差异,前人整理的该道经的辑校本存在异文按断失当、俗字失考等问题.本文对“尉—亿”、“速—鹿”等11则异文进行了考校,并揭示出“尉”有按、抚义, “但”有经受义等,这些词义均未被辞书收载.     

赵壹《非草書》校勘研究

《非草書》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篇专门论书论的艺术的文章。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由于其版本众多,各种异文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各种版本经异;本文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非草书》各个版本的不足,对其各种异文相互比勘。通过各个版本的校勘整理一个比较理想的版本。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辨正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存在"易"和"亦"两种异文,作"亦"的异文晚出,与孔子思想存在矛盾,故当作"易"。此章是孔子在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此章中"过"通"祸",意思是如果再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研习《周易》,就不会遇到大的祸患。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谈距离感与惆怅、崇高之美

"伤高怀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主要意境之一.这类诗词因道出了人生的惆怅而具有永久的魅力.这类诗歌所蕴含的美学意象,是一种超越的距离美,这种美的最高形态为崇高.     

当代诗词与传统继承

当代诗词正以风起云涌之势呈现在中国诗坛。当代诗词究竟向源远流长的中国古诗传统继承些什么？也就成为热门话题，中国当代诗词刊物《中华诗词》以及各省市诗词刊物，无不对此展开讨论。然而，许多论文几乎都集中在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为要不要坚持、维护这些格律争...     

王龙溪、邹东廓等集所见王阳明言行录佚文辑录

前　言阳明先生语录 ,生前由薛侃在虔州曾刻《传习录》 ,收其四十六岁以前讲学语。阳明死后 ,钱德洪、王畿讣告同门 ,并约定三年后将各门人弟子所录语录 ,统一汇寄于钱德洪处 ,以便编辑刻行。后来 ,王门弟子依照约定 ,陆续将各自所录寄钱德洪。钱德洪收到这些语录后 ,又增入他自己和王畿平时所录。这样 ,在阳明死后三、四年 ,其讲学语录已由钱氏大致收罗完毕。但是 ,钱德洪与编辑《朱子语类》的朱门后学不同。朱熹后学黎靖德把朱熹的全部语录编辑为《朱子语类大全》加以刊印 ,钱德洪却没有把收集到的全部阳明语录刊印出来 ,而是在他所得到的…     

当代毕昇，激光照排之父——王选

王选同志的逝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他的业绩和精神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在推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广大知识分子更应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创新精神。为此,我们编辑了这篇文章,一方面缅怀王选同志的功绩,追思他的高尚精神;另一方面,激励后来学者不懈努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添砖加瓦。     

王弼政治哲学的逻辑、价值与意义

如果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知识和命题的集合,[1]则意味着所谓哲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应用很大程度上与人或社会的价值或利益诉求相联系.这如果对以知识论为旨归的西方哲学来说乃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洞见,那么对于以政治、人生为主题的中国哲学来说则可以说不过是一种平实的概括和总结.但这应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思想与思想间的逻辑关系,更应该关注思想与现实的意义关系,并把前者置于后者的基础之上;毕竟逻辑关系具有无限可能,其最终落实乃决定于意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