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象”的生态之美——陶渊明田园诗的生态诗学研究

陶渊明诗文中"心"与"象"的呈现方式,是"言"与"意"所具有的生命诗性美的更高级形态——生态之美。他通过系统地整合"形与影"的生命本质、"言与意"的生命诗性美,以艺术审美的诗性语言带领阅读者走向一个审美的艺术世界,同时再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完美融合,从而带给读者一种超越生命经验本身的审美体验,引发出人如何生存的生态思索。     

简论惠栋标帜"汉学"的易学特色

论文分"崇尚汉易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批评图书易学"种"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四部分,论述了乾嘉著名易学大师惠栋的易学研究。论文指出:一、惠栋研究《周易》,重视汉易的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提倡复归汉代的象数易学,体现了他对传统易学的继承与超越;二、作为经学大师,惠栋企图借鉴汉代象数易学理论来指导易学研究,既是他诠释易学当代价值的认真尝试,也是他以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象数易学的生命;三、惠栋梳理汉易各家源流、勾勒其象数学特点,祛除宋儒图书易学中的臆说的流弊,成为清代易学研究的一个成功典范,具有转变当时学风与确立十八世纪经学研究方向的意义。     

"易"的意指符号学分析

易的符号学语义层级分字源符号学语义和文化符号学语义,字源符号学语义是文化符号学语义的基础,并规定了文化符号学语义的基本走向,文化符号学语义则是字源语义的提升、拓展与哲理化,不同层级的语义共生于"易"这一文化符号的语义拓扑空间,摹写出汉语言文化独特的生命世界,同时,其语义的生成也依赖这一符号对汉文化生命事件的参与.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从思维方式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解读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在以己度物、想象性类概念以及象形文字等诸多方面都与维柯等人所倡导的诗性智慧若合符契.而起源于远古文化观念的中国古代象征传统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诗性精神,<周易>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极为典范的意义.它确立了象征文化的东方传统、奠定了中国思维的基本范型、开创了"立象尽意"的审美传统、发明了"仰观俯察"的创造法则、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批评传统.     

"感"·"象"·"数"--《周易》经传象数观念的哲学人类学释读

象数观念是<周易>经传乃至易学中的基础和核心观念.历来对象数观念的理解和解释,往往局限于象数观念本身,而对<周易>经传的产生背景、以及其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感",则关注不够.本文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在考察<周易>经传的产生背景以及"感"、"象"、"数"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周易>经传中的象数观念其实是原始时代的感性具体的思维方式及其宇宙观的积淀.具体说来,"数"也是"象",它们本来都是"互渗"或"交感"的中介;换句话说,<周易>经传象数观念的最终依据其实是感;象数因感而蕴涵着向天道观和伦理观发挥的可能性.     

借由“移情现象”通往“诗性智慧”——一种时代错置的解读

在译介维柯的《新科学》时,朱光潜曾多次强调"以己度物"是原始民族"诗性智慧"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这种特征就是后来浪漫主义者们所说的"移情现象"。然而,用"移情"来理解"诗性智慧"恰恰坠入了维柯竭力批评的"时代错置",即用今人的观念来裁断古人眼中的世界图景。维柯对"诗性思维"的深层叙述、对古人和今人语言差异的揭示都意在表明——用"移情"来解释"诗性智慧"乃是毫无反思地把现代普通成年人的"祛魅世界"作为观念前提强加给原始人、艺术家和儿童,而他们三者恰恰都耽留在"祛魅"之前的那个充满灵魅的诗性世界里。     

从诗性正义到能力正义——努斯鲍姆正义理论探究

正义一直被看作是一个规范伦理学的概念。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当代伦理学家的杰出代表。在对当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批判的基础上,努斯鲍姆引入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两个概念。文章分析了努斯鲍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提出的背景及其思想历程,指出努斯鲍姆的目的在于超越功利主义对正义的狭隘理解,重拾亚里士多德正义中的人的目的维度,从诗性正义走向能力正义。     

《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发微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老庄道家“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而且首创“立象以尽意”之说,不仅实现了《周易》由卜筮之书到哲学之书的整体转换,而且完成了儒道言意思想的创造性整合,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至为重要的地位。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其后的提出和讨论,则不仅直接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实现了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换和玄学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建构,而且通过玄学“言意之辨”,即按照“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为佛教的中国化和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为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审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这也正是《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论童庆炳美学(上)

童庆炳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美学研究领域自成一家。在美学本质论研究方面,他刷新了"美在关系"这个古老的美学命题,赋予新的内涵;在心理美学研究方面,他更新了理论视野和方法,以审美体验为中心,以审美心理机制为基本框架,开辟了中国心理美学研究的新局面,尤其是在审美体验论、审美知觉论、心理美学与古典文学的互动阐释、矛盾分析与中介思维的方法论方面独具特色;同时,他以他的美学研究确立了一种质朴晓畅的诗性文风。"美学的童庆炳"以其诗性的美学、诗性的体验、诗性的文风、诗性的人格为我们的时代昭示了一个诗性的理想。     

王弼"得意忘象"解《易》方法辨析

对王弼解《易》的传统理解,学者多认为是"扫象"说。结合王弼《周易略例》和《周易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明显偏颇。诚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过程中意在强调"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此种解《易》路数并未"尽黜象数"。实际上,王弼对汉代以来之象数既有所扫,又有所保留。与其说王弼解《易》是"尽黜象数",不如说是"扫象阐理"。王弼"得意忘象"这一解《易》方法,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对经典的解读思路,不但开义理解《易》之先河,也发宋明义理易学之先声。本文通过分析王弼解《易》的这一方法论内容与特点,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哲学史与易学史上的理论意义。     

"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

"易道"的根本在于,观物取象,并进而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洞察出卦象,由卦象以尽意."象思维"的本质在于"非实体性",而这种非实体性使<周易>的象思维具有"原发创生"性,并且表现出与西方实体性的概念思维本质不同.从原发创生的视角观之,历史上和今天关于卦爻之象数与卦爻辞哪个根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原发创生的"筑象"过程."原发创生",就是无极而太极之生,是"无中生有"和"有中见无"之生.     

从"和"看中国智慧的审美性

"和"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智慧的精华,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和深远的影响力促使中国智慧在保留原始"诗性智慧"审美因子的基础上,将审美风格发扬光大并深深浸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修身之道、治国方针、宇宙观、艺术标准等方方面面,构建起以"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主客同构"、"情理交融"等为代表的和谐化审美风格的中国智慧大厦.     

易、道相关"舆"象索隐

物象、象喻在<易经>和道家文献中的大量运用,不仅表现为一种修辞手段,而更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破解其中的象喻是探得这些经典文献的理蕴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必须的.道家文献与 <易经>在相关于"舆"象的象征意义上有很多相互关联之处.本文在道家思想受<易经>影响的认识基础上,对<易经>中的<坤>、<姤>、<剥>、<大壮>、<乾>等卦与道家文献的相关车舆之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相互阐发,并据以对<易经>与道家文献中涉及到车舆之象的文句进行诠释,以此探讨道家文献与<易经>在内在思想上的异同关联.     

从"纠偏"看《周易正义》的经学和哲学价值

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于世,"隋唐佛学"固然是该时期思想的突出特征,但在真正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中,中国的传统经学还是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周易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在唐代易学史、经学史乃至哲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周易正义>既"以辅嗣为本",又"以仲尼为宗",从而呈现出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学术倾向;就易学本身而言,其在注经方式上又表现出象数、义理并重的特点;从本体的角度来考察,则体现出"贵无但不贱有"、"崇本但不息末"的哲学倾向.这种自觉地"纠偏"倾向和兼收并蓄的做法既是唐代大一统文化的缩影,又反过来强化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     

尚秉和之"阴阳相须"易理思想辨析

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解易有返归汉学的倾向,着重于象数的阐发,其阴阳相须的"易理"思想,有别于易学史中义理派之"义理".尚先生认为"易理"是存在于<周易>自身的本然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乃"易理"的具体的内涵,进而指出在<周易>经传文中屡次出现的"敌"、"类"、"朋"等概念,正是针对"易理"之中的"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关系而产生的.其中,阳与阳或阴与阴同性相遇为"敌",阴与阳异性相遇则为"类"、为"朋(友)".对比帛书<周易>中的"敌"、"类"、"朋"的相关论述,发现尚氏所谓的反映阴阳关系的"敌"、"类"、"朋"并没有在帛书<周易>中展现出"<周易>根本定例"的特征.尚先生的"易理"虽然讲求阴阳之理,但落实到经文的注解,却成为一种反映<周易>六十四卦阴阳爻位关系的体例,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象数的内涵.而帛书<易传>对于经文的阐释更注重人文思想的挖掘,即对"义理"的阐发,展现出与尚氏易不同的诠释风格与路数.尚秉和先生提出"易理"的概念虽成一家之言,但考之帛书<易传>,我们仍可发现其"易理"思想中存在的偏颇.     

汉代象数易学的两个面向——以王弼对“存象忘意”的批评为例

汉代象数易学包含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占之学",其二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注之学"。卦爻辞作为后者的主要训释对象,几乎不在前者的理路之中占据位置。而前者中的象数思想,在后者中则被转化成了训释经传文辞的体例。总体而言,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小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王弼批评"存象忘意",是在评价后者。吾人不能认为"存象忘意"也可被用以评价前者,更不能认为"存象忘意"是对整个汉代象数易学的评价。     

"本体论"与"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两个向度

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就是本体论向度与伦理学向度.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之所以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总是"反形而上学",并非是人们的形上本性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将形而上学视为单纯的"一维性",总是用一个向度来取代或遮蔽另一个向度.而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也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从"相"到"象"——熊十力哲学的易学归向

佛学中的“相”是纯粹形式,是无实质的空架子,“缘生说”将物我剖割为这些空架子,因而,物我之“现相”空、生命空、世界空。《易》之“象”是有生命意味、有实质的形式,它之生命意味源于物我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元素之间的相反相成。“象”有自体,因而,它不可还原为其他存在。物我所现之“象”皆真实不虚。熊十力由援“象”人“相”,到将“相”“象化”,展示了他出入佛老,彻底皈依儒宗的思想历程。     

从西方文艺作品看"诗意栖居"

诗意栖居的核心内涵是人对诗性生存的追求,即人努力超越现实生存的不足而实现一种诗意的生存,实现对爱、对美、对自由等目标的追求。对诗意栖居的追求贯穿于西方艺术文化发展的始终。当今中国有不少艺术文化作品片面追求现实生存和现实功利,忘情于平庸、欲望而放逐生命的诗性。这样的艺术文化有悖于艺术的存在意义,无法实现人的完满与自由,悖离了人类追求诗性生存的高贵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