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有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廖平的经学史研究阶段,认为《春秋》是孔子所制作的“经”,包含了孔子的“素王制作”之义,即为后世的“一王之法”;在其经学理论的建构时期,《春秋》经被廖平作为其建构孔经“人学”的经典。事实上,《春秋经》廖平的孔经天人体系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符号,且随着廖平经学理论的变化,被不断地赋予不同的功能。     

对“左氏义法”与《左传》价值的全新解读——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评介

《左传》一书号称难读 ,其所以难读 ,一是由于书中人物众多 (据统计达 3 4 5 0多人 ) ,且各自的名号、世系异常复杂 ;二是因为此书的写作形式特殊———它是以“传”《春秋》“经”的形式进行写作的。平心而论 ,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相比 ,《左传》在内容上的确以史料见长 ,故而人们常常把它看作是一部“以史释经”之作。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观点去看《左传》 ,那么《左传》在思想方面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有自己的东西 ,因为它是完全依附于《春秋》“经”而存在的。清代学者方苞等提倡“《左传》义法” ,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之处 ,…     

从《左传》中的占卜材料透视齐国的务实精神

春秋时期，以龟卜为主的占卜宗教迷信活动普遍存在于各诸侯国中。鲁、晋、楚、卫、郑等国的占卜材料在《左传》中占篇幅不少，而齐国的则只有两例。主要原因是齐国注重务实、轻视占卜，很少进行占卜活动。     

一部不为人知的《左传》杜解补正力作——皮锡瑞《左传浅说》学术成就评析

对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批评与纠正,实与清代《春秋》左氏学史相始终,但学术界历来重视清代前期和中期的杜解补正著作,对晚清学人纠补杜解的成绩较少措意。晚清经学名家皮锡瑞的《左传浅说》,就是一部至今不为人知的杜解补正力作。本文从增加对杜解错误的纠正、改正清儒纠杜的失误、重视对孔疏错误的纠正、新解新说独具创见等四个方面列举例证,具体分析《左传浅说》纠补杜解的学术成就。皮锡瑞在继承和批评前人杜解补正成果的基础上,对《春秋左传正义》的错误与阙失作了一次认真清理,使杜解补正更趋完善,今天研究清代《春秋》学史和从事《左传》校注,理应重视《左传浅说》。     

器之为道——《左传》、《国语》筮例的筮器问题

在中国观念史上,有一个从神学观念向哲学观念的过渡时期。《左传》、《国语》正是在这个阶段成书,即它们所代表的观念是过渡性的。这反映在《左传》、《国语》筮例的筮具变化上即由龟甲到蓍草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道的显现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龟卜向蓍筮的转变,器具由龟甲变成蓍草,道的主要显现方式也由象数向义理过渡。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左传》所见春秋初期齐鲁关系

齐、鲁同是酉周初分封于东方的两个城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春秋初期,齐、鲁由两个城邦变成两个大国。相邻大国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他们既抗争又结盟的复杂关系。这里所说的“春秋初期”,指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春秋纪年始到齐桓七年始霸,即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这一历史阶段,计四十余年。此时期,齐历僖公、襄公、桓公三朝,鲁则经过隐公、桓公到庄公。此一阶段,齐由弱到强,终成诸侯霸主;而鲁由强变弱,逐渐失去了领袖诸侯的政治地位,理清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对于我们理解齐桓称霸的背景,以至了解整个春秋时期列国形势都有重要意义。 以下仅就《左传》所见,把春秋初期的齐鲁文化关系梳理如下:     

贾逵注《左传》“不用今说”辨

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全守古文门户,而实际上贾逵注中抉发微言大义,阐述天人阴阳思想,甚至直接采用公羊、穀梁说之处还是屡有所见。这说明在东汉时期今古之学的斗争中,森严之壁垒正在逐渐消除,"相攻若仇"的态势也逐渐变得缓和。     

《左传》引言初探

《左传》是我国先秦文献典籍中一部璀璨的书籍,《左传》的引用是其不可忽视的一大特色。《左传》之"引言",是其引用的重要部分之一,区别于引谣谚,在本文中特指《左传》引用的除谣谚外的古人之语。笔者总结共约82条,可分为明引和暗引两类,主要引用形式为"言曰"式和"闻之"式,亦可根据内容分为劝谏性引言、评论性引言、预言性引言、生活性引言四类。     

略述刘逢禄对《左传》的攻毁

在刘逢禄之前只有怀疑、否定《左传》的零星论点,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但这些论点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先声。刘逢禄在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否定《左传》的系统思想:一是说明《左氏春秋》是与《晏子春秋》等类似的史书,从根本上消除《左传》与《春秋》的关联;二是指斥刘歆的作伪,攻击《春秋左传》是经刘歆作伪的产物。此论不免有牵强附会之说,但在清代经学史与后来的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传》、《国语》筮数“八”之初探

《左传》、《国语》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重要典籍,对于我们考究先秦人们治《易》之基本情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八”字之谜乃《左传》、《国语》中存留至今的“阙疑”,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八”字之疑阐发一下个人浅见,旨在抛砖引玉,与读者朋友共同商榷.     

《左传》、《国语》易例于《周易》之文本意义

《左传》、《国语》所载之易例,向为历代易家所重视。其间在“卜史”名义之下,掌易者实际身份之差异及《易》之实际应用方式之差异之于考察春秋时代或谓《左传》、《国语》时代《周易》文本之传播、接受及其形成情况皆负重要意义。 ．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晚清管子研究述论

晚清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重要一支,《管子》一书也摆脱以往“德主刑辅”、“以子证经、史”的边缘地位,受到广大士人、学者的关注。大致而言,晚清的管子研究经历了“通子致用”、“援西释管”和“改塑管子”三个阶段,逐渐完成了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嬗变。     

《易传》人性论探微

对<系辞>等传中论及人性及其与天道之关系的文字,古今学者的理解各有心得.作者认为,行<系辞>论性语义为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人从天道变化中得到了善,人性使天道赋予人的这种善得到了完成和显现.并且认为,<易传>、<中庸>、<孟子>实际都是认为"性自命出,命从天降"的,都是在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的意义上肯定人性善的,故否定<易传>有性善论,以为<易>、<庸>、<孟>的人性说致思路数不同的观点,都是不合实际的.作者又认为,将天道赋予人道正义的意义又返而以支撑人道原则,自<易传>已然,宋儒的天道性命学说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故否定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联系也是不合事实的.作者还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宣扬性善论的主题是弘扬理性,强化人们对人道的自觉与自信,其中凝聚的积极善良的正气,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神.     

清末北京首家官立医院

1902年,北京发生霍乱,死亡无数。为了救助贫民和乞丐,清政府成立临时的医疗机构——北京官医局。1903年,北京官医局变成常设医疗机构——医院。北京官医局是北京的首家官立医院,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政府开始改良医学,重要措施之一即是设立官办医院,后来逐渐成为民众医疗的主体。     

关于《易传》美学—文学思想的若干问题——兼论《易传》是我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

《易传》作者有意表明了对《易经》的研究与评价的立场 ,《易传》文本包含有关美学—文学思想的内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拾遗补阙 ,论述《易传》之“美”有美在自然、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美乃自然而然、无所为而为等方面的内容以及阴柔之为美及其含蓄的特征 ;又 ,关于“修辞立其诚”的意义及其影响 ,关于“衰世之意”、“忧患”著书的意义及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等等。论述结合了与古今中外美学—文学理论的比较 ,加强证明了《易传》实为《文心雕龙》之先导 ,是我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     

难度与分值对高一学生选择停止、集中或分散学习的影响

选取50名高一学生,选用反义词对和人工词对两种学习材料,赋予学习材料不同的分值,探讨项目难度和分值对学习者集中学习或分散学习选择及其效果的影响,并通过问卷调查被试对不同学习方式的认识。结果发现:(1)只有44%的被试报告分散学习更有效,被试总体上也更多地选择了集中学习;(2)在困难项目上,分散学习比集中学习的效果更好;(3)被试对容易项目更多选择停止学习,对困难项目更少选择停止学习,特别是困难高分项目;对困难项目比对容易项目更多选择分散学习,而在困难与容易项目上,对集中学习的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