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良知“附套”与“纳方于圆”——唐君毅对儒学与科学关系之型塑

为化解儒学与科学之冲突,唐君毅重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从两维度予以阐释:以主体"性能"扩充"良知"本体,将科学理性纳入"新内圣",为科学提供"本体论承诺";以"道德真理"范导"科学真理",进而以"道德文明"主宰"科学文明",将科学知识、科学实践纳入"新外王"。在晚年,他进一步创建"本体境界论"以整合两维度之论域,完成对科学之终极统摄。此种儒家的科学解释学范式亦为思考科学时代之儒学价值提供了重要借鉴。     

周敦颐的易学性命之学

宋明道学的核心是天道性命之学.周敦颐以<周易>的太极阴阳理论构建了一个有机论的宇宙模式,本太极以立人极.他将<易传>的"继善成性"论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相结合,以"诚"作为性命之本,奠定了宋明易学性理之学的新方向.     

《易传》性命合一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作为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哲学的集大成者,《易传》对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儒家争辩愈来愈激烈的性命论这一哲学主题,给予了积极、正面的理论回应。《易传》确立的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标识的性命合一论,既是对先秦儒家性命论的一次全面、深刻的理论整合与开新,同时对后世儒家性命之学的演变与发展,具有范导性的哲学意义。本文从性命范畴内涵的确立、性命合一论的理论建构等方面,分析、揭示了《易传》性命之学的思想精髓。     

刘宗周道德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慎独说

宋明儒家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都是道德问题,强调在道德修养中体悟道德本体,无论是朱熹的主"敬"、陆九渊的主"静",还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皆是如此。刘宗周的"慎独"说融合了"理""气""心""性"本体论,赋予"意"和"知"道德本体意蕴,特标为粹然至善的"独体",强化了本体的道德意义;以"慎独"统领圣学工夫,通过"敬""主静""慎""诚"工夫的持守来呈现"独"本体至善,使道德本体与工夫融通合一。其理论以"慎独"为立学宗旨,统合传统道德本体与工夫,是对传统"慎独"学说的总结与超越。     

重提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

从先秦思孟学派到宋明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一直占据着核心和枢纽的地位。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清楚地揭示了儒家心性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观念,但他同时也难免将康德的那种先验思维和话语移植到儒家心性论中来。然而,心性论诠释中的先验话语应当受到经验话语的限制,理解儒学心性论应当是理解其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基础,而不应该反过来,首先根据某种形上学或宇宙论立场来定位儒学所论之心性,赋予后者以先验的或超越的性质,忽视它们在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来源和运作方式。自然主义在当今世界哲坛风头正劲,儒家心性论研究也有必要采纳自然主义进路,破除人—动物、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生物性—道德性等二元论,重视人之心性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将儒家心性论自然化,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成德之教——牟宗三儒教思想论

对儒学蕴含的宗教精神进行诠释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应对时代要求以发展儒学的重要理论视阈。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深入开显儒学的宗教精神,正面阐扬为"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的成德之教,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更融会古今、中西,建构起作为哲学之极成与宗教之极成的圆善与圆教说。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新儒家道德哲学辑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作为承继宋明儒家内圣之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家之“新”,首先在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以新     

晚明清初儒学转型中的性命论演进

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性命论在晚明清初儒学转型进程中呈现极为复杂的发展形态。于晚明三教合流趋势中,部分儒者所持性命论主张对佛、道思想具有极高程度的包容力,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正统""异端"之争;于心学修正思潮中,东林学派及之后刘宗周对传统儒学"性命"之说秉持更为严肃的坚守态度,如此,"性命"的客观义、超越义得到强调;清初,在形上学渐趋没落之际,部分儒学人士对"性命"的诠释多从"材质之性"谈起——侧重对现实人生延续及发展等诉求的考量,此时性命论"天"字义渐次流失,"命"的世俗义得到落实。     

荀子诚论发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尝试透过一种精神修持的视角考察荀子的诚论思想。在战国时代的心术思潮中,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的心术理论。本文指出,作为一种精神修持(心灵修养)的方式,荀子的诚以道德修养作为理想和目的。并且,在其自然主义人性论背景之下,诚的思想在荀子整个道德修养学说中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意义。本文特别指出,以诚养心的修持过程也正是心逐渐理性化、精神化,进而最终转化为道德理性主体的过程。最后,对诚的实践的分析表明,荀子的诚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内在的心志上专一于对道德理性的信守和贯彻,从而为以心治性的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了主体基础。     

原道书院成立 学者座谈回应 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

3月28目,原道书院在北京成立。书院主办者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在中国当代新儒家中素有"南蒋庆,北陈明"之说。其中的北陈明是《原道》创办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书院建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书院门上有陈明撰写的门联:"翠湖有雨吟洙泗,云过西山诵舞雩"。陈明介绍,"翠湖边,西山下,这是地望;洙泗、舞雩都是儒家符号。选择舞雩二字,一方面有对夫子‘吾与点'之境界的向往,表达的是我自己的个性气质;另一方面则是有对天之神圣性的信仰和崇敬,也可以说是对大陆儒学的宗教学话语范式的呼应吧。"李明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其学术研究方向以儒家哲学、康德哲学和伦理学为主,著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等书。2014年12月,他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表达了对"大陆新儒家"说法的不认同。他指出,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此外,他也不赞同"大陆新儒家"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在他看来,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在原道书院成立当天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纷纷发言回应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现将座谈会有关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制度之学的新开展——范仲淹思想重估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以"纲纪"为核心理念,细化的"条例"成为"纲纪"的核心内容。他的哲学思想紧密依附于政治思想,以简朴的"修身"理念为核心,"诚"与"中"构成"修身"的主要内容。合而观之,范仲淹思想的实质是制度之学,其三大特色是:史学立场,职能本位,修身出口。他在儒学畛域之内开启了主体性的制度之学,为此后的道德性命之学提供了永恒的参照物和挑战者,这是他对于宋代思想史的主要贡献。     

叶适的德性之学及其批判精神

叶适是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儒学思想家 ,其德性学说及其批判精神独具特色 ,并影响到宋明以后的儒学发展。除了孔子及原始经典之外 ,诸子百家之学皆在其批判之列 ,其中 ,宋代的性命之学 (亦即心性之学 )是其批判的主要对象。一叶适对当时盛行并成为儒学主流思潮的性命之学的批判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性命之学的先验超越根据的批判 ,认为这种学说无法经受实际生活经验的证明 ,只是后儒的一种臆测和想象 ,他称之为“影像”。这种影像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追根溯源 ,他将宋代性命之学追溯到《大学》、《中庸》、《易·系辞》…     

历史与当下的合理对接——读《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

正西哲的"形质论",重形而轻质,而中哲的"文质论",文质相佐,孔子的"君子之论"(《论语·雍也》)即为力证。儒家肇于先秦,其说立足于自然而然的人情现实,注重礼对于人类生活的提升而使人以区别于禽兽,但并不是使人区别和超越于自然,而只是以有序的自然之质,区别于无序而混乱的自然之质(1)。但儒学之质具有"和而不同"的属性(2),从血缘到地缘,从家庭到国家,儒家在不     

范浚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儒范浚的理学思想涉及心性论、工夫论和宇宙论。其心性论提出"性命心仁无二"、"止而觉"谓仁、"天下一性"等观点,近陆王而与程朱一派有所分别;其工夫论提出诚与不欺、思与敬、慎独与自牧、知耻有悔、学与养等存心、尽心、尽性的观点,又使他与程朱一派有所联系;其以"太一"论宇宙生成,以"皇极(大中)"论本体,有别于朱熹对"理"形而上的单向度认识。范浚的理学思想,善于直面问题本身,独立思考和判断,堪称两宋之交一位独特的儒者和思想家。范浚以及与之类似的基层思想者,是催生南宋儒学思想高峰到来的文化潜流。范浚应该被思想史和哲学史重新认知。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