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宗教宽容:对中国古代宗教的一种误读

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存在宗教宽容的看法是对中国古代宗教兼容的误读。中国古代宗教之所以长期存在多神兼容现象,乃是宗法社会、原始思维与专制政治这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真正的宗教宽容是社会文化具有宽容精神的产物,它需要自由、平等的价值支撑与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由于中国古代的宗法专制与政治专制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故不可能培育出真正的宽容精神,也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的宗教宽容。     

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

礼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为人处世修身立德的规范,更是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故儒家社会思想实以礼治为本。自周公以来,儒家的思想就是以道统制衡政统。后世不少人误解认为儒家的礼治是一种人治,缺少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其实任何一种管理,都不可能脱离人治,也不能完全依靠法治。本文通过分析儒家的理论和治国实践,指出儒家的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方式和一种国家根本意识形态。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法治的巅峰,然而造成了人民没有自由,社会风气堕落,迅速灭亡。民主有其与生俱来的平等主义的缺陷,西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并不仅仅是靠法治,更有隐微的也更基础的人治成分,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儒家重分别、尚节制的礼的精神,以及附丽其上的礼治,是抵抗民主滑向多数的暴政、法治流于机械无情的最好的堤防。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说"人治"

人治是古代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其基本思想旨趣是对于贤人治政的伦理诉求.人治并不排斥法治.将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是法家,尤其是表现于战国中、后期慎到、韩非的倡导重势和反对尊贤.人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思想学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具有普遍性,对其历史作用应作具体分析.批判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吸取和借鉴其合理因素,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不宜忽视的任务.     

英国“王在法下”政治传统的形成:从中世纪到都铎

在封建条件下,"王在法下"指王在统治中必须尊重贵族分权的政治结构和神法观念,这决定了中世纪政治的协商性和法治的政治性。英国中世纪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对强大的王权和贵族集体多次抗衡导致协商经常化、制度化和议会的产生,"王在法下"从法律理念进一步发展成为"不经议会不能征税""不经议会不能立法"的宪政原则。然而,由于缺少公权力的支撑,中世纪法治并没有促成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反而成为贵族混战的工具。绝对王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在近代早期的出现,不仅实现了国家秩序和稳定,而且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合理化及法权的专制性质。在英国,议会是建议者,君主才是法律制定者,而且议会及法律只是王权统治方式之一,都铎统治由此表现为依法而治的专制。这种专制方式提升了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强化了都铎国家的基础能力,也培植了近代早期英国人的法律信仰。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管子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管子是著名的政治家,最早提出了用法治理国家的思想。他不仅推动齐国走上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开创法治国家的先河。管子正确认识法治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抓好立法,严格执法,注重法治的公正,做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管子在用法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注重把握法的规范性,从民本的角度作为法治的出发点。管子的法治思想犹如封建礼制夜空的一颗明星,为当前全面坚持依法治国提供了宝贵思想渊源。     

法治与德治之辨

法治的核心特征是法律高于一切。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功用:它可以限制任意专断的权力,提升人的预见能力,增进人的主动性;能协调人际关系,缓解囚徒困境。法治无关乎民主、自由,只意味着形式的平等。德治的核心思想是树立道德典范,激发道德良知,影响人们的行为。法治不仅关乎法律之存废,同样关乎道德之兴衰;若法治不立,则德治难行。     

法治一元与中国法律传统

法治是一元的,法律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多样,不乏善法的存在,但是缺乏法的统治,所具有的善法只是人治的l工具,中国法律传统中更多的是非法治因素。法治多元理论偏离对法治正确认识,引起理论混乱。抛弃法治多元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

先秦诸子和柏拉图在其政治学说中对"统治者"的描述,一方面揭示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广泛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中;另一方面说明拟人化思维指导下的政治统治,实质就是专制和人治,即使穿上"道德"和"神学"外衣也是如此.思想家把统治者对政治的统治看作是个人意志对身体支配的翻版,虽美化了统治者,却扼杀了被统治者.要想抓住政治统治的实质,民主与法治则是克服拟人化思维的最好路径选择.     

中国哲学中的民主与法的观念

<正> 中国哲学,这里主要指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它不仅蕴藏着中国人的智慧、哲理与精神生命,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未来走向。中国哲学中有没有民主与法的观念?中国哲学能否演化出近代社会民主与法的制度?这是海内外关注中国文化的朋友长期讨论的问题,是现代新儒家锐意论证的问题,也是与中国走向现代化息息相关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哲学中既包涵有发展民主与法治的内在思想机制,又存在抵毁民主与法制运行的种种障碍,因而,使中国古代民本与法的传统没能顺应历史潮流及时的转化为近代的民主与法治。这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面临的远期国情。     

礼治与当今法治能相辅相成吗?──与白奚先生商榷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哲学动态》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争鸣与探索”栏上,发表了白奚先生文章《礼治、法治与人治》。白奚先生否定了“人治”,但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礼治”具有“普适价值”...     

多中心体制下的公共预算决策及预算民主

作为公共财政活动的核心环节,公共预算决策应积极顺应多中心体制的客观要求,确立公共性、法治性和硬约束的基本目标,并在程序上依照公共选择原理进行.在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执政党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考察当前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注重推进预算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尤其要发挥在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控制作用,切实转变立法机构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被动局面,为建设"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转型寻求突破口.     

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评徐祥民先生对法治的文化思考

从1959年“要人治不要法治”口号在中国大地的广为流传,到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进宪法,中国人对法治的选择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选择过程中,邓小平于1978年12月提出的“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①的主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这个时间又恰巧是整个选择过程的中点:前20年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法治,后20年的法学研究和宣传则使全体中国人民一致选择了法治。在这后20年的研究探索和宣传过程中,法学家群体对中国法治建设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做出了…     

礼治、法治与人治

礼治、法治与人治白奚（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１０００３７）如今,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法治的呼声也因之不断高涨。社会的治理固然应倚重于法治,但它毕竟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单靠法治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在这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依法治国”的信仰理解

<正>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一部好的《宪法》,能成为众法之首,维护人权、建立公义社会。但是,中国长达五千多年的传统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个人或者一群人治理国家,而不是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治理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实施好《民法典》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作用

<正>发挥《民法典》基础性法律作用，挖掘其公法价值，是新形势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宗教事务的一个重要命题。以《民法典》实施为契机，宗教法人制度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宗教法治体系从公法主导型管理规范逐步向公私法融合型治理规范发展。在“民法典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宗教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从“以法统治”到“以法主治”——略论中国传统法治精神及其现代转化问题

中国法律思想传统中的基本法治理念是“以法统治”,力图通过君臣上下的普遍守法来确立一种合乎理性与公道正义的稳定社会秩序,这种法治理念把法律作为专制君权的统治工具,因而不可能对君主、政府及其官员设置实质性的有效法律限制,也使其与“以法主治”的现代法治理念相异质.然而,“以法统治”的传统法治理念也包含一些与“以法主治”的现代法治理念相通的因素或精神,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讲,仍然具有可资借鉴的基础性意义,我们深信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吸取和借鉴这些因素或精神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走向“以法主治”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