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长三角发展面临的十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长三角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十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应多从大长三角、泛长三角的视野观察长三角,而不应只拘泥于“小长三角”的狭隘理解与操作;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质,是生产诸要素能够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并且得到优化配置;应积极培育平稳快速增长的新经济周期;应将吸引外资与鼓励内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民间资本创业的环境;提高长三角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从“长三角制造”向“长三角创造”转变;科技含量、产业拉动、与本土企业的配套、洁净生产等,是评估外资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农村土地产权的明晰、市场化流转、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吸引城乡民间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一种投资环境,更是人们生存与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长三角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应避免和控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负面问题。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原始含义及其现代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前人的解读中,某些违背了休谟提出问题的本意.特别是那种简单地把"是"与"应当"的问题理解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并推测休谟反对由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休谟的原意.因此,还原休谟提出问题时的本意和当时的情景,尽可能地接近休谟问题的原始含义,是解决休谟问题必须要做的工作.同时,对休谟问题的目的、实践理性推理等的新理解,也有助于推进对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     

从佛教缘起的角度看"经济人"假说之不足

西方文明在"经济人"思想的引导下产生了工业革命,进而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经济人"思想的自利性,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依存关系,使西方社会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产生了种种危机.而这些危机的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伦理思想,以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人类存在的关系.佛教缘起观是一种从社会、个人和环境相互共生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思想,它对克服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片面性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临床工作中应重视"安慰剂"效应

目前我国临床工作中对"安慰剂"效应重视不够."安慰剂"效应建立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之上.生物医学模式重视疾病的生物学意义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医生对患者态度冷漠,患者对医生缺乏信任,已成为我国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继而弱化了医疗的"安慰剂"效应.推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临床工作以人为本而非以疾病为主,建立医患共赢的医疗体制,改善医疗环境,有利于产生和加强临床工作的"安慰剂"效应,切实促进医疗和谐.     

长三角经济发展中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分析

土地等基本自然资源的约束会造成实际经济增长水平趋于下降.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就长三角地区的土地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力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显示,在1978-2006年间,由于土地资源的消耗而造成长三角地区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下降了0.52%;上海和江苏的土地"尾效"分别为0.21%和0.18%.改变上述状况的一个有效途经就是调整经济增长中的要素结构,减少土地和资本的依赖程度,通过技术创新推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     

青少年性教育的"三理"诠释

人类的性是生理、心理及伦理系统的存在整体."三理"教育的实质是生理、心理及伦理的整合创新模式.从"三理"的视角理解,青少年性教育是依据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帮助青少年打破性无知、和谐性心理、内化性道德、培养性责任.其中以性生理教育为基础,性心理教育为重点,性道德教育为核心,做到"三理结合、三理同步".在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使青少年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之中,帮助青少年健康"性"成长.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中和"范式·"阴阳两仪"·"一两"思维--中国美学精神的思维文化探源

中国美学以"中和"为最高境界和理论范式,乃源于独特而深厚的民族思维文化.其一,"中和"范式以审美矛盾因素的两面、两极、两端……(即"两")为基本架构,这正贯彻了中国传统以"物生有两"观念为基点的"耦两"型或以<易>为范本的"阴阳两仪"型思维模式.其二,中国传统"耦两"思维同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思维根本不同,其本质差异就在于"耦两"思维不脱离"一"的根本原则,关注的是"一两"关系.立"两"最终是为了明"一".其三,"两"所济所明的"一"实质上就是"中"."中"同"美是和谐"的古典美学理念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和"这一中国特色的美学范式.     

"宁信而不顺"--鲁迅文化观的反映

"宁信而不顺"是鲁迅先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翻译主张.多年来中国译学界大多从翻译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多是贬谪或负面的.本文指出,"宁信而不顺"不是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标准,也不是"矫枉过正"或"意气用事".它是鲁迅提出的一种理性的文化主张,是他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而发出的呐喊.它是鲁迅文化观的反映,与他的"拿来主义"思想是一致的.     

"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

原义为"崇尚统一"的"大一统"概念,逐渐延伸出"高度统一"的含义,充实了"大一统"的内涵.在追求政治版图统一的核心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大一统"概念还包含了学术文化的统一和制度文化的统一等内容.秦汉"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反映在人们虚拟历史现象为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张目,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使中国的"大一统"理念之源头更加博大精深.     

"谦"的德性传统及其当代命运

作为中国传统德性之一的"谦"德,一般指谦逊、谦卑和谦虚.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阐述了"谦"的含义和根据,而且还论证了"谦"的价值.一般认为,"谦"的价值在于其有益于修德、为学、待人和持业.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重视"谦"德,以至于出现了某种过谦的倾向.西方亦有"谦"的传统,不过与中国古代的"谦"德相比,西方的"谦"德不易走向极端化.当代中国社会虽然正在向现代性社会转型,但"谦"德仍然有其价值.我们应当在接续传统精华的同时,吸取西方"谦"德的有益成分,以重塑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谦"德.     

"事"的本体论意义--兼论泰州学的哲学涵蕴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以"道"、"理"、"气"、"心"为本原或本体的,随处可见,亦多为人们所看重与论究,而以"情"、以"事"为本体的,却少有人关切并予检讨.本文认为,泰州学为"情"本论.需要说明的是,"情"的本体论与"事"的本体论是相通的,就像"事"与"情"之连通而成"事情"一样,"情"的本体论又可释为"事"的本体论.如果要作区别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说,情与理的关系,主要涉及人的精神心理结构与取向问题,"情"本论所要确认的,是情感之于理性更具本真性与至上性;事与理的关系,则涉及到存在界的结构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多重结构关系,"事"本论所要申明的,是事之于理更具本然性与先在性.     

戴震"仁"学考论

戴震对儒家"仁"学进行了细致且系统的考辨。在戴震看来,"仁"合于"道",根于"人伦日用",合本体、准则、德性于一,表现为:形上之"生生"、人伦之"欲无私"与人伦之"遂欲通情";"生生"是"欲无私"与"遂欲通情"的形上根基、"欲无私"与"遂欲通情"表现且确证"生生""遂欲通情"又是"欲无私"的推己及人;由"生生"而"欲无私"再"遂欲达情"乃"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三者圆融一体。这在发扬原始儒家"生生"之仁的同时,实现了原始儒家以"仁"统贯诸德的初衷,并通过对欲、理、仁关系的厘清和爱人、忠恕的新诠完成其对宋儒之仁的批判与孔孟之仁的超越,从而还"欲"于"仁",将伦理根植于生活,倡导了一种事实与价值合一、德性与幸福一致的伦理生活,开启儒家"仁"学一代新风。     

浅析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国际政治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为使人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泛伊斯兰主义与中国穆斯林的关系,使西部大开发中的穆斯林各民族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祖国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就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精神、新泛伊斯兰主义的要旨、中亚“新瓦哈比”运动与沙特瓦哈比教派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做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目前医学上尚难认定"癌症村"中的"癌症一污染"关系.但在现实中,"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对所选浙江、江西、广东四个"癌症村"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讨论村民对"癌症"、污染及"癌症一污染"关系的认识及健康风险应对.虽然村民对外源性污染敏锐感知、对癌症高发极度担忧和敏感,但村民对"癌症一污染"关系的认识受外部认识的影响比较大,处于认知"连续谱"的两极之间.政府及相关部门难于在短期内消除因污染而致的健康风险,所以应对健康风险已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紧迫实践.他们尝试通过消除污染源、迁离污染源、改变水源、改变食物来源等办法规避健康风险.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经济因素影响其环境行动的强度及策略,也衍生出其它社会行动.更进一步,村民的风险应对往往嵌于乡村宗族势力、地方"绅权"及"单位制"遗存等社会结构中.     

"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问题的伦理学思考

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社会陷入"经济增长-环境危机"的悖论之中: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因此,必须实现伦理学范式转型,树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论经学与汉代"受命"论的诠释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根据董仲舒等人的诠释,汉代"受命"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感到惴惴不安的双刃剑.     

从商周古文字思考"乾"、"坤"卦名构字——兼释"(田申) "字

本文中旨在以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的敬据,重新审视"乾"、"坤"卦名问题.笔者认为乾卦卦名指涉的是天的状态,即<鹖冠子>所言:"天燥而水生焉"."天燥"即"天乾",甲骨卜辞和先泰传世文献均可补正段玉裁"上出为乾,下注为湿"的看法.关于"坤"字,以先秦出土及传世的文献推论,应与"(田申) "有异体字的关系,表达的是圣地的概念,"(田申)" 字本意指雷泽隰地,所以"坤"字原本也是神圣隰地的意思,即<鹖冠子>所言:"地湿而火生焉.""乾"、"坤"二字正好构成天干地湿的相对意思,可完整地象征天地宇宙,以及<易>经中,自然现象问相对而义互补的规律.     

宗喀巴破斥"无分别"说的实质

"无分别"说是八世纪晚期"吐蕃僧诤"中汉僧的代表人物摩诃衍的主要主张,它在当时和后世的藏传佛教中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彻底的破斥,从而维护了他所强调的智慧方便双修、止观双运等法门,并重新解释了大乘经典中关于"无分别"的经文.随着宗喀巴大师对"无分别"说破斥的展开,汉藏佛教的某些分歧也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