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丽义天大觉国的天台会通思想

义天是高丽时期著名的高僧，于宣宗二年四月（宋元丰未至元佑初）入华求法，遍访当时耆宿，受学各宗高僧，回国后担任高丽僧统，在中韩两国佛教的交流和推动韩国佛教发展贡献巨大。编撰藏要，整理典籍，堪为典范。在佛学思想方面，圆融无碍，形成了独有的会通思想，为之后解决因宗派之见而障碍佛教发展，开辟了一条光明之道，也是今天韩国盛行的通佛教基磐。     

知讷的禅学思想研究

知讷是韩国高丽时期禅宗的代表、曹溪宗的创始人。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前期的佛教思想,取长补短,构筑了自己的禅学思想体系。在佛性论上,知讷提出“真心佛性”说,认为人人本具“真心”。在修行论上,知讷以禅教一元观为基础,大力提倡顿悟渐修。在境界论上,知讷认为众生当下明悟本具真心,便会达到一种空的、无差别的真心境界。知讷以自己独特的禅学思想成为与元晓、义天等同居于韩国佛教殿堂之巅的高僧大觉,在韩国禅宗史、韩国佛教史乃至东亚佛教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高丽《大觉国师碑铭》校释

大觉国师是高丽的一位享有盛誉的高僧,佛学造诣甚深,对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俗姓王,名煦,字义天,后以字行。他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幼“超悟”,读书“精敏若宿习”。十一岁出家,学习华严教观,兼及大小乘经、律、论和各种章疏等。又以余力攻读“外学”,对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也都“玩其精华”,“寻其根抵”。见闻渊博,     

韩国古代道观太清观

正道教在公元7世纪就已正式传入韩国,但是在道教传入后的很长时间里,韩国一直都没有出现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宫观。1直到高丽太祖七年(924)设立九曜堂后,2韩国才拥有了历史上第一座专门的道教机构。自高丽第十六代王睿宗(1105~1122)大力引进宋朝道教,效仿宋朝道观建造了高丽的王室道观福源宫之后,3道教在高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相继出现了     

韩国儒学史上的“四端七情”论辩——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

"四端七情"之辩是在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理气心性之辩,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自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朱子学,至16世纪经由李退溪和李栗谷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韩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并形成了以李退溪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他们的理论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     

高丽王朝的道教机构

高丽是韩国历史上最推崇道教的王朝,道教斋醮颇受王室重视。为了举行斋醮,高丽王朝设立了一系列道教机构。高丽的道教机构分为具有官署性质的机构和不具官署性质的机构两种类型。具有官署性质的道教机构又可分为只为斋醮提供服务的机构和庙署合一的机构。高丽的道教机构主要设置在京城,地方上也有少量道教机构。地方道教机构有些是本土信仰道教化的产物,有些则是高丽官方所设,都不具官署性质。京城道教机构和地方道教机构共同构成了高丽王朝的官方道教体系。     

休休庵本《坛经》版本考

蒙山德异于在吴中休休庵刊梓《坛经》。初次刊行后10年,“花山禅源”万恒复在高丽翻刻此本。又16年后,报国寺秋谷再度在吴中刊刻,并经高丽传入日本。其题跋者系郑思肖和景瞻。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版式、纸料应系高丽之翻刻本,时间未必在延祐三年。至元本、至元二十八年南海宗宝所刊《坛经》文字内容与休休庵本一致,卷前也载德异之序,该刊本据休休庵本刊梓。这表明休休庵本在刊梓一年后即已传至岭南。     

"第三届吴越佛教文化研讨会"举行

2005年6月8日至10日,"第三届吴越佛教文化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市举行,主题是"纪念义天大师诞辰950周年".会议由浙江佛教协会和杭州佛学院主办,来自韩国、日本与中国的法师、学者和专家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明友、董平、张家成、吴可为、洪军、冷晓、韩廷杰、金键人、陈荣富、鲍志成、光泉、刚晓、定源、妙音、圣哲、魏常海、陈景富、黄夏年、陈寿新、曹永禄、朴永焕、崔锡焕、高荣燮、金英敏、金勇岩、崔箕杓、池逡模、李起云、李永子、曹贞植、上岛亨、横内裕人等.会议收到论文15篇.     

传承宗风 继往开来——记湖州万寿禅寺

<正>浙江湖州素称佛地,琳宫梵宇,星罗棋布。道场山乃湖州名山,山水形胜,郁葱如彩,苏东坡在《游道场山何山》中有"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的诗句,可见道场山景色之妙美。万寿禅寺历来被誉为湖州第一道场,江南十刹第二,法筵盛开,龙象云涌。传灯之法徒,弘化诸山,匠遍禅林。修悟禅意之参徒,繁衍东瀛、高丽,灯册斑斑。     

关于"梁皇宝忏"

"梁皇忏"的名称开始出现于唐代。日僧圆珍入唐携回日本的经典目录中就有此名。南宋末年,"梁皇忏"被收录于高丽大藏经中。但从其内容和行忏的对象看,我们相信早在梁朝,就已经有此忏法存在了。镰田茂雄在《中国佛教史》第三册中说,后世称为《梁皇忏》的佛教礼仪原型书籍,可能就是梁天监四年(505)所编辑。印顺法师说是元代所编,伪托为梁的作品。学者有认为"梁皇忏"与梁时文宣王萧子良所制"净住子净行法门"相似。至于唐玄宗末年已出现的道教忏法"九幽忏"极有可能是道教方面模仿"梁皇忏"     

朱子中和新旧说转向的再审视——从“方往方来之说”到“识仁”与“持敬”

传统观点认为,乾道己丑春(1169年,朱子年40岁),朱子与友人蔡季通讨论中和问题,突然自疑旧说之非并确立新说,中和新旧说遂以此为划界。这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重要事实:新旧说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而非顿悟的过程。丙戌,朱子去信南轩确立中和旧说之后,自丁亥年(1167年,朱子年38岁)开始,朱子思想中出现了"识仁"与"持敬"工夫的认识转向,这标志着中和新说思想已经开始酝酿。中和新说的萌芽尤其反映在《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中和旧说"四札之最后一札)中。提出这一点,不仅有利于确定学界一直争论的"中和旧说"四札的顺序,同时看到《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在中和新旧说转向过程中的重要性,更有利于重审朱子中和旧新说的转变过程。     

日本学者发现一批《高丽藏》初刻本

《高丽大藏经》,亦称《高丽藏》或《丽藏》,系朝鲜高丽王朝显宗二年(1011)以我国宋代蜀版《藏经》为底本开始雕印,至文宗末年(1082)完成(一说是公元1010—1031年间雕印的).全藏共五千九百二十四卷.高丽显宗时代,曾先后三次雕印大藏经,即上述初刻本大藏经与续藏经及再刻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迄今仅知日本南禅寺正因庵藏有《佛说佛名经》等七种及南朝鲜所存三卷。现在通     

伦理学的底线与底色:道德哲学漫谈

<正>一、伦理学的底线李义天:伦理学是一门非常有魅力的学科。在整个哲学门类的所有分支中,伦理学也许是最为贴近现实生活,最能够为日常行动提供准则和依据、为日常生活提供指导和理由的哲学知识。在我眼里,伦理学的最基本底线就在于,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经验世界息息相关。因此,所有的伦理学命题都是对伦理生活的反应或反思。不仅如此,     

在因果之矢与时间之矢之间——寻求“第三矢策略”的不同路径及其内在局限

因果之矢与时间之矢的关联问题是当代西方因果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难题。为走出休谟的"原因对结果时间先在性"的约定性困境,在因果之矢与时间之矢之间寻求"第三矢"已成为近四十年来因果哲学中的一个主要策略。反思多种视域下第三矢策略不同概念架构的发展逻辑,解析其关键特征与问题,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第三矢策略"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难题。     

第三种辽藏探幽

本文对收藏在韩国中央研究院的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进行研究,指出该刻本应源于辽藏,可能是依据某辽藏重新书写刊刻的另刻单经,也可能是该另刻单经的覆刻本。是否属于第三种辽藏系统,与应县木塔所出每行15字的《华严经》有何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金陵刻经处与韩国人编著经版

一、绪论韩中两国的佛教交流在悠久历史中,随着两国僧人间的相互访问、求法活动的展开、佛教经典的传递等活动得以实现全方面蓬勃的发展。现今,在中国留有众多与韩国佛教有关联的遗址。例如供奉着成为地藏菩萨化身的新罗金乔觉的等身佛的佛教圣地九华山,建有新罗圆测浮屠塔的西安兴教寺,新罗张保皋所建的石岛法华寺,高丽天台宗第16代祖师义通最后活跃及逝世的地方宁波阿育王寺,寄放着高丽义天的佛典的杭州高丽寺,高丽慧月补修石经的北京房山石经山,朝鲜郑同所建的香山洪光寺等。金陵刻经处是清同治五年(1866),由杨仁山(1873—1911)等人创立…     

“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是动词。"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基于阳明心学的阐明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王阳明心学与日常道德体验,系统梳理了遮蔽良知的主要因素。第一种因素是私欲,即对较高追求有"妨碍"。第二种因素是志欠真切,此因素常常由"外在客观原因"之自欺所掩盖。此处亦对知行合一的"知"的推动力含义做出合理解释。第三种因素是道德情感之缺失。人们若缺乏对恻隐、爱等情感的涵养与实践,虽未必主动为恶,亦会缺乏主动行善动力。第四种因素是负面情愫之主导,使心失却中和状态。此内在层面的四种因素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由道德情感所贯通。外在层面的第五种因素是社会制度之缺陷。此点古人论述较少,而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朝鲜王朝时期儒学思想的基本问题——以性理学和实学思想为中心

从高丽末期到朝鲜王朝初期,主导韩国社会前进的势力一直是士大夫。这与中国宋代的情况并无很大的区别。(参见崔承熙,第119页)他们批判了作为之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佛教思想,从理念上试图克服高丽时期的思想。在把朝鲜建成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的过程中,先朝的官僚儒学者以及其反对力量———士林派,在理念、方式上产生了极深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念性的冲突逐渐深化,后来便分化成了朝鲜后期畿湖学派和岭南学派。另外,中国的朱子学传到朝鲜后,这时发展成为性理学。朝鲜王朝后期,随着从勋旧派向士林派的政权交替,士林派成为主导社会…     

跨越“沼泽地”

正医学上有个说法,46岁到55岁之间,是人生旅途中的"沼泽地",不少人在这个年龄段英年早逝。就我所知,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欧·亨利、莫泊桑都没有活过50岁。就是写出被称为"法国社会百科全书"的著名小说《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也只活了51岁。不少社会精英,在中年这个"沼泽地"中陷没,这是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