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辱虐管理与下属公平感关系的再分析：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新近研究发现辱虐管理对下属互动公平感的负向影响受下属权力距离调节：对低权力距离下属来说这种影响相对较强,反之较弱。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本文对现有研究做了两方面拓展。首先,引入下属针对领导的总体公平感,考察权力距离在辱虐管理与总体公平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扩展那些仅关注互动公平感的研究。其次,引入领导-部属交换,解释权力距离具体是如何在辱虐管理与下属总体公平感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以296名企业员工为被试,研究发现：(1)下属权力距离在辱虐管理与下属总体公平感之间有调节作用;(2)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领导-部属交换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即对不同权力距离的下属来说,辱虐管理对领导-部属交换有不同作用,进而对下属总体公平感产生不同影响。     

应对辱虐，有计可施？深层调节如何降低辱虐管理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负面影响

针对辱虐管理给建言构成的负面作用,目前少有研究从员工管理认知的应对角度去考虑如何消减这一影响。本研究基于认知失调理论,在洞察互动公平与辱虐管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深层调节这类基于认知调整的情绪劳动策略会帮助削弱辱虐管理对员工互动公平的不利作用。由于互动公平将直接影响员工向领导建言的动机,进而预测,深层调节与辱虐管理的交互会通过互动公平的中介影响员工建言(防御性和亲社会性建言)。通过对103个国企团队中530名员工分三阶段的调研,研究假设均得以验证。本文从员工基于调节认知以管理情绪的策略启发,揭示了深层调节这一对策的有效性,拓展了辱虐管理的应对视角,丰富了辱虐管理与建言领域的研究。     

辱虐管理的应对：基于人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分析

随着辱虐管理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作用机制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受辱虐下属选择特定应对方式的原因以及有效性成为未来辱虐管理的研究方向。基于人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 梳理了在不同质量LMX的关系情境中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方式, 并提出特定应对方式可能引起辱虐管理的恶性循环的假设模型。建议未来研究通过丰富下属的应对行为变量、增加人格和环境的调节机制以完善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探究辱虐管理的消极互动机制, 为打破辱虐管理恶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持。     

辱虐管理的成因

辱虐管理会对组织和员工造成一系列消极影响, 因此探究辱虐管理的成因对于减少和预防辱虐管理十分必要和重要。现有研究认为辱虐管理与主管的个人特征有关, 或是主管自我损耗或社会学习的结果, 也与受害者的特征有关。在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 并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主管对辱虐管理的态度、组织内关于辱虐管理的规范以及主管自我控制资源的恢复在辱虐管理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规则适应视角下辱虐管理的成因机制

基于规则适应及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视角,本研究考察了下属工作绩效与政治技能对上级辱虐的影响。通过对采集自两家企业的243对领导-下属的配对问卷进行分析,本研究的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表明,当下属的工作绩效(遵循做事显规则)与政治技能(遵循做人潜规则)在较高水平上保持一致时,其遭受的上级辱虐最少。但这种较高水平的一致只能维持在特定范围内,当两者过高时,反而易遭致上级的辱虐行为。同时,在工作绩效与政治技能存在差异的情境下,相比于"高工作绩效,低政治技能"的下属,"低工作绩效,高政治技能"的下属遭受的上级辱虐要更少。文章分析并证明了遵循不同规则的下属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上级辱虐。     

辱虐管理的应对及预防：正念的自我调节作用

辱虐管理, 作为负性领导的典型代表, 对员工的心理、行为和绩效乃至组织的发展均会产生显著负性影响。因此, 如何有效应对和预防辱虐管理是学者和管理实践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基于自我调节理论, 以正念为切入点, 系统考察正念在员工应对辱虐管理负性影响以及预防上司辱虐管理行为发生中的作用。一方面, 采用情境实验、大样本问卷调查和干预实验检验员工正念和正念训练对上司辱虐管理影响员工负性情绪、偏差行为和绩效的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 采用日志研究考察上司正念对辱虐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 并进一步通过干预实验来验证上司正念训练不仅可以预防辱虐管理行为的发生, 而且还可以随之改善员工的负性情绪、偏差行为和绩效。预期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正念在辱虐管理研究中的作用, 推进辱虐管理应对和预防研究的发展, 同时对组织制定相关的培训计划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拔刀相助还是视若无睹？同伴辱虐管理对旁观者行为影响的双路径机制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通过3个实验考察了同伴辱虐管理对旁观者行为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同伴辱虐管理可能通过道德愤怒正向影响维护者行为,负向影响局外人行为;也可能通过幸灾乐祸负向影响维护者行为,正向影响局外人行为。同伴关系正向调节同伴辱虐管理与道德愤怒的关系,负向调节同伴辱虐管理与幸灾乐祸的关系,并分别调节了道德愤怒、幸灾乐祸的中介作用。研究对扩展旁观者视角的辱虐管理研究及减少其对员工的负面作用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挑战性压力源与员工创新行为:领导-成员交换与辱虐管理的作用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挑战性压力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促进创新。将领导-成员交换与辱虐管理作为工作资源,辱虐管理作为影响领导-成员交换是否可以被视为工作资源的情境因素,挑战性压力源作为工作要求,检验了领导-成员交换、辱虐管理对挑战性压力源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三维调节作用。基于两个领导-下属配对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源、领导-成员交换和辱虐管理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三维交互作用,即领导-成员交换水平高、辱虐管理水平低时,挑战性压力源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下,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不相关或者负相关。本研究验证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在解释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有效性,说明资源在挑战性压力源激发员工创新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     

辱虐管理对建言影响的曲线效应：价值观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主要探究领导风格对员工行为影响的直线效应,而对两者之间的曲线关系研究不足。基于激活理论,实证检验了辱虐管理与员工建言行为的曲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辱虐管理对员工建言行为具有倒U型的影响,即上级主管辱虐不足或过度都不利于员工建言行为,只有适度的辱虐才能最有效地激发员工建言,性别调节了上述关系。这一研究发现表明适度的辱虐管理能够给组织带来积极效果,深化了人们对辱虐管理与员工建言关系的认识。     

辱虐管理与员工创造力：心理契约破坏和中庸思维的不同作用

近年来, 辱虐管理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探讨中国文化情境下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创造力的中介心理机制及边界条件。采用多阶段-多来源的策略, 以93名主管和369名员工为对象, 通过多水平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三阶段主管-员工配对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主管的辱虐管理行为会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 但该负向的间接关系的强度对高中庸思维者而言较弱。本研究有助于揭示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心理机制及边界条件, 研究结果对企业员工创造力及创新行为的管理实践也有一定启示。     

管理者大五人格与心理契约违背对辱虐管理的影响:基于特质激发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特质激发理论探讨管理者人格特质和心理契约违背对实施辱虐管理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管理者人格特质与心理契约违背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辱虐管理的影响。以213份两轮时点的配对问卷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管理者的亲和力对辱虐管理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神经质则对辱虐管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管理者心理契约违背对辱虐管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心理契约违背不但调节了管理者亲和力与辱虐管理之间的负向联系,还调节了神经质与辱虐管理之间的正向联系。     

辱虐管理与员工表现：传统性与信任的作用

研究辱虐管理对员工表现包括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员工对主管的信任和员工传统性在以上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中介及调节作用。以北京6家电子制造企业中匹配的283名员工和112名主管为研究对象,层级回归分析表明：辱虐管理会破坏员工对上级主管的信任,继而降低任务绩效水平和组织公民行为;传统员工对辱虐管理的耐受力更强,相对于非传统员工,传统员工较少因为上级主管的辱虐管理而降低其对主管的信任。     

尽责的领导会辱虐员工吗？环境不确定性和情绪耗竭的作用机制

当前,学术界对领导尽责性与辱虐管理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通过对95个团队、389名员工的两阶段领导—员工配对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领导尽责性作用发挥的重要边界条件。环境不确定性水平越高,领导尽责性通过情绪耗竭对虐管理产生的正向影响越强。环境不确定性水平越低,领导尽责性通过情绪耗竭对辱虐管理产生的负向影响越强。     

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道德式领导和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

采用配对问卷调查法, 以150位管理者和464位下属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指向和人际指向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道德式领导和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其中的作用。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道德式领导在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与下属公民行为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道德式领导与公民行为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表现为道德式领导对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对高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来说更明显。文章揭示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的影响效果、内在机制和作用条件, 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领导有效性研究的特质-行为整合视角模型。     

员工为什么乐于助人?多层次的领导–部属交换对帮助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56名直属主管和274名下属的配对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多层次的领导–部属交换对个体和团队层次上的帮助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过程。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个体层次的人际公平中介了个体和团队层次的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2)团队层次的人际公平氛围中介了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对个体和团队层次的帮助行为的影响;(3)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对个体和团队层次的领导–部属交换与帮助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相对于较高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较低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强化了个体和团队层次的领导–部属交换对帮助行为的影响。     

伦理型领导产生机制及影响因素

领导者非伦理行为会对组织内外部造成严重的伤害,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伦理型领导的产生?伦理型领导的内涵应当包括下属伦理型领导感知。伦理型领导产生机制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学习理论、道德认同理论、人格特质视角、三因素模型、组织认知神经学视角、伦理立场理论、CPM理论和领导分类理论。伦理型领导及下属伦理型领导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领导者的个人特质、认知因素,和下属的公平感、地位感,以及组织和社会情境等因素。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于伦理型领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权重望寡：如何化解低地位领导的补偿性辱虐管理行为?

权力与地位来源不同且体验有别, 二者分离是常态。如果领导者手握权柄却缺乏相应的地位威望, 将限制其控制力, 产生潜在不良后果。基于低地位补偿理论, 构建一个两阶段调节的中介模型, 设计两项研究, 旨在探索领导者“权重望寡” (即权力高, 地位低)所诱发的负面领导行为及其干预机制。研究1揭示: 相对于权力与地位匹配, 领导者权重望寡诱发辱虐管理。研究2探索其成因, 显示: (1)自我损耗中介权重望寡与辱虐管理的关系; (2)领导者正念以及更高层领导信任联合调节自我损耗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 低地位领导在维护地位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损耗是引发辱虐管理的主因, 同时辱虐管理强度因人而异, 适可而止, 自身正念和高层信任有助于限制其作为不良补偿手段的蔓延。研究拓展了低地位补偿理论的应用领域, 也为化解权力与地位分离带来的组织冲突提供管理启示。     

真实型领导：概念、测量、形成与作用

频发的道德丑闻和管理渎职现象使真实型领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基于近十年来国、内外重要理论文章和67项实证文章, 本文对真实型领导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析。总体来看, 研究者主要从特质/行为视角和过程视角界定真实型领导。真实型领导的测量已有标准化工具, 并在测量主体和方式上呈现多样化趋势。真实型领导受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影响, 也会通过积极组织行为学、社会学习、社会认定和社会交换机制对个体、团队和组织产生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应深入讨论真实型领导的概念、结构和测量问题, 对其影响因素、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做进一步探索, 并适时进行跨文化和本土化考察。     

道德型领导者得到了什么？道德型领导、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及领导者收益

道德型领导是新近提出的一种领导理论,大量研究证实这种领导方式会对员工和组织带来积极影响。然而,在领导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领导者从中获得了什么收益却较少受到关注。以50个工作团队的248名员工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考察了道德型领导与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上领导者收益的关系及其作用过程。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道德型领导对个体层次的员工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以及团队层次的团队绩效和领导者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2)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中介了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以及团队绩效的关系,但在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者绩效关系间无显著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道德型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以及团队层次社会交换的中介作用,为道德型领导和团队社会交换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中国组织情境下破坏性领导行为的诱因：一项追踪研究

破坏性领导行为的危害不容忽视, 然而, 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究尚处起步阶段。本研究首先在中国组织情境下, 采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探讨破坏性领导的结构维度, 开发破坏性领导的测量量表; 然后以"管理者及其下属配对"为研究对象, 采用追踪研究设计, 收集"管理者－员工"配对数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多层线性模型技术进行统计分析, 探讨破坏性领导行为的诱因。具体包括三个研究：(1)中国组织情境下破坏性领导的结构与测量研究; (2)破坏性领导行为的诱因：基于个体特质与组织情境视角的跨层次的追踪研究; (3)破坏性领导行为的诱因：基于下属特征视角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有助于澄清中国组织情境下破坏性领导的内涵与维度结构, 识别与测量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破坏性领导行为, 揭示个体特质对破坏性领导行为的影响效应, 探明诱发破坏性领导行为的组织情境因素和下属特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