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子”到“大人”——朱子对先秦儒道哲学的重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使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更具现实性,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他改造先秦儒道之"日新"、"扩充"、"止于至善"与"自然"、"不见可欲"、"少私寡欲"思想,认为应当保有赤子之心,修养心性,但不能复归于婴儿;应当以天理为主导,"少私寡欲",但不必"不见可欲";应当"扩而充之","止于至善",下格物致知穷理功夫而达到对天理的体认,使天理与纯真自然在大人心中有机结合。本文依据朱子对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三个层次的解读,意在阐明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的意旨与路径。     

“儒道互补”美学史观内涵解析

"儒道互补"最早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后来在《华夏美学》中被确立为中国美学史观。"儒道互补"命题被广泛接受,但在接受中存在着误读。经过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儒道互补"美学史观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其前提是儒道思想的同一性,实质是儒家主干,以道补儒;动力是儒道思想对屈骚传统、禅宗美学和近现代各种美学思想的兼收并蓄,"自然的人化"观是其现代转化形态。"儒道互补"美学史观的这些内涵与诸多学者所谈及的强调儒道之间差异、儒道之间平等、与屈、禅思想无关,只局限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而与近代人性解放和西方美学几乎无关的"儒道互补"思想完全不同。正本清源有助于深化对"儒道互补"这一重要且复杂问题的认识。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各有特点。在对待死亡态度上 ,儒家重生轻死 ,对死亡存而不论 ;道家则由反对悦生恶死 ,进而歌颂、赞美死亡。在对死亡本质的认识上 ,儒家认为死由命定 ,是天意的体现 ;道家则认为死是气聚气散的结果 ;同时二者又都认为死亡本质上是一种安息。在对待死亡价值问题上 ,儒家强调把死亡落实到道德价值的开拓上 ;而道家则坚决反对给死亡以价值判断 ,强调避死全身才是人生之根本。在超越死亡的途径上 ,儒家认为只要生活充实 ,为理想而奋斗 ,创造了某种永恒之物 ,便可超越死亡 ;而道家则强调通过“心斋”“坐忘” ,达到与大道合一 ,从而实现死而不亡     

医学的“死亡”背景与现代医学对死亡的遗忘

人是一种承担着有死性的存在物,一切从人出发并为了人的事业都必须在"人固有一死"的背景中进行。首先阐述了死亡对于医学的背景意义:死亡是人类面临的客观的、必要的限制,关于死亡的立场对于医学具有源始性与优先性,最后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当代医学对于死亡的立场:遗忘。     

论先秦时期的死亡态度——以儒墨道法为例

人无论是在面对自己的即将死亡还是他人的死亡时,都会产生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情感表达,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死亡态度.先秦时期以儒、道、墨、法为代表的诸子各家在对待死亡上也都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情感态度,儒家是哀伤和理性,道家是顺化与旷达,墨家是轻生重死,法家是冷酷刻薄,他们的死亡态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析先秦儒道理想人格观之差异

先秦时期,理想人格的探索与实践曾引起极大重视和纷杂争议,其中以儒道两家论辩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亦最为深远。因此,探究其理想人格设计的认知基础与价值取向之异同,以观其对今人的价值影响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一、先秦儒道理想人格的界定在辨析儒道理想人格观异同...     

论“儒道互补”的结构性特征

"儒道互补"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但两家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身"与"心"、"技"与"艺",就代表着两家不同的关怀侧重;而"天性"与"德性",则代表着它们不同的思考取向。如果立足于不同的思想主张而言,人们往往因为其不同而更加注意它们"互绌"的一面,但如果从文明自身互动相谐的角度看,则儒道两家又正好是从自然与人伦的不同立场,共同支撑着中华文明的成立及其发展。     

成玄英的死亡思想初探

死亡,是哲学与宗教产生的重要根源。唐初道士成玄英通过对先秦道家死亡智慧的自觉回归,指出人类自我死亡具有必然性和本然性,并在生存是牢狱、死亡是解脱思想的指引下,要求人们安生顺死以尽天命。     

试析先秦儒道理想人格之差异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将理想人格提高到道德生活的重要地位,并成为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但随着各自道德认知的深化、道德活动的丰富,儒道两家又从不同的角度对理想人格进行了探索和设计。     

宋代儒道“小同大异”论--以苏辙和范应元解老思想为视角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盛行,苏辙和范应元立足于自家立场,都积极倡导一种儒道"大同小异"论,将其贯穿在心性理论的建构中。本文以"小同大异"为方法论,通过"道"的不同理解、"圣人"的不同看法、"本心"与"性"的差异三种语义性考察,揭示了此种"大同小异"论的真实目的和理论缺陷,证实了宋代儒道实际上属于"小同大异"论。     

荀子生命观探析——兼论对孔子、老庄的批判融通

荀子的生命观汲取道家及孔孟等先秦哲学家的思想,尊重生命的自然欲望、自然冲动;在价值层面更追求道义上的责任、精神上的超脱;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而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天、性、心的自然性决定了人之生命的本真;义、辨、群的本质决定了人之生命的向善;鬼、怪、神之消失奠定了生命的美感.荀子的生命观是先秦儒道生死观的批判性总结.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秦儒道思想中的“己”与“自”——以孔子、老子为例

反身代词"己""自",有同有异。"己"主要指代人,表示与他人相对待的"本人"。"自"除可指代人外还多有指代非人事物的用例,被"自"指代的存在体可称为"自体",则"自"表示与他者相对待的自体"本身"。作为儒道各自的开创者,孔子多用"己",而老子偏爱"自"。前者将"己"与"仁""君子"相连,强调"己"的道德实践及相应的工夫论,要求"己"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反省自身并使彼此受益、以他人为镜鉴,从而成就一种为"己"之学。后者则以众多"自"类语词营造出一个宏阔、丰富的"自"世界,道、天地、万物(人和自然物)等自体纷纷登场、展开自身,其中统治者和民众各自的独立自存,对"自"世界的和谐安宁至为重要。"己""自"为孔老乃至儒道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比较之维,孔老之后的儒道继续保持着对"己""自"的关注。     

论先秦儒家和道家的公平观念

公平与正义问题由来已久,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而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的表达。这些诉求和表达是我们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源头,又是我们处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思想基础。本文着力于先秦儒道两家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     

“上帝”考

上字既有时间在先之义,亦有空间在上之义。帝字本义含源头之义。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上帝"可能指早先的先帝、先王。从先秦与秦汉文献来看,上帝与天是不同的。汉末开始称天为天神、天帝。此后,上帝成了天的"别名",人们用天取代了上帝。近代以来人们以上帝来指称基督教的耶和华。上帝成了西方之神。故,人们通常误以为上帝或指天,亦或指西洋神。中国先秦时期的上帝应该指先帝。     

医学的“死亡”背景与现代医学对死亡的遗忘

人是一种承担着有死性的存在物,一切从人出发并为了人的事业都必须在“人固有一死”的背景中进行.首先阐述了死亡对于医学的背景意义:死亡是人类面临的客观的、必要的限制,关于死亡的立场对于医学具有源始性与优先性,最后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当代医学对于死亡的立场:遗忘.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再议

诚信问题历来是思想家讨论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论语》中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名句,但对这句话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有子思想、重要概念、先秦诸子思想以及《左传》引文的解读不同。通过对《论语》文本进行分析和对重要概念进行考察,以及对有子思想及先秦其他思想家诚信思想进行论证,加之对《左传》中"复言"的探析,可以知道这句话的原意就是:如果所作出的承诺、约定是合宜的,所说的话就能兑现。     

让人从容面对死亡——试谈佛教“黄叶止啼”的妙用

有学者说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其实,即使宗教真的有引诱的一面,也不能完全否定引诱的价值。引诱人们弃恶从善,引诱人们利益社会,引诱人们保护生命,引诱人们获得清净心,引诱人们由心净而达国土净,引诱人们从容面对死亡,这引诱之作用不可谓不大。中国禅宗祖师与净土宗祖师,按照众生不同的根器,利用"黄叶止啼"的权宜之教,使难以直接领悟佛法的众生,逐步接受佛法,从容面对死亡,这本身就是智慧。     

顾欢《夷夏论》与“夷夏”之辩述论(下)

本文论述了顾欢生平及其儒道思想，对《夷夏论》的主要内容作了分析介绍，并描述了佛与儒道"夷夏"论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