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奥古斯丁对灵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到“精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柏拉图学派的书籍”(libri Platonicorum)的影响.在此之前,奥古斯丁认为天主和灵魂都是物质.主要在普罗提诺的影响下,奥古斯丁认识到灵魂是无形的、精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与普罗提诺不同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灵魂不具有神圣本性,同万物一样是被造物.对灵魂本质认识的转变,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奥古斯丁的生存哲学探究

奥古斯丁探讨人的生存境域的出发点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主要是一种创造与受造、拯救与得救的关系.他认为,人虽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但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而是一个需要仰赖神圣的眷顾的客体.为了澄清他的生存哲学对基督教伦理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结合他的神学背景,着重分析了他对人的"种质"及其与人的现实处境的关系、以及人性的实现等问题的回答.     

奥古斯丁与西方激情理论的分化

尚处自然思维阶段的希腊早期思想,对于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意义有一种模糊领会。柏拉图理念哲学对自然的超越导致他的激情理论的唯理主义方面;同时他又在《会饮篇》重新发挥爱的本体论意义。这构成其激情理论的神秘主义方面,这两方面并未得到很好统一。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只继承了其中的唯理主义方面,并将其发展成激情理论的一个独立向度,且使之主宰了当时的伦理学和认识论思考。奥古斯丁则在《圣经》神学和柏拉图关于爱的思想基础上否定这种唯理主义,开创了西方激情理论的神秘主义向度,从而造成西方激情理论的分化。后来的西方神秘主义激情理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相关思想,并对当代西方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特的亨利的光照论思想——13世纪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

根特的亨利是13世纪拉丁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在当时横扫拉丁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潮流中,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亨利力图调和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柏拉图主义范型论和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形成了一种精巧复杂且极具创新的认识论体系。亨利的光照论经历了早期典型奥古斯丁主义范式、中期亚里士多德主义转向和晚期对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精巧的融合,提供了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改变了对于中世纪中晚期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非此即彼二分的历史叙事。亨利的光照论思想是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典范,也是光照论思想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创造与伸展: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

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时间之间”受到后世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但往往只重视其中“心灵的伸展”这一向度．而忽视上帝的创造这一向度,忽视了永恒之维。事实上,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这两个向度不可分割．前者规定后者,阐明时间的起源;后者反映前者,说明时间的存在和本质。后者受前者的制约。也就是说,心灵的伸展有一个界限,是不可超越的。当文德尔班强调奥古斯丁的形而上学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时,他确认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心灵向度;当吉尔松称之为“皈依的形而上学”时,则是强调“心灵伸展的界限”,即永恒上帝的创造。     

什么是善——奥古斯丁论模仿统一的秩序是善

一般认为,创造世界的上帝是绝对的善,他不可能在世界上创造出恶,那么,世界上存在着恶应该怎么解释呢?奥古斯丁的答案是,恶就是善的匮乏,就是非存在.善是模仿统一的秩序.作者以此为起点,梳理了奥古斯丁的一些思想,包括上帝、绝对真理(Veritas,Truth)、真理(verum,truth)、善、恶、理性、感官、本性、秩序和无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作者也澄清了一些学者对奥古斯丁善恶形而上学的误解.     

行善与作恶是自愿的吗——柏拉图、西塞罗、奥古斯丁的解答

行善与作恶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伦理学家的理论探究中,还是在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道德思考中,可以说是古已有之,迄今仍存.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年)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公元354-430年)对此问题的解答揭示了他们思想上的传承演进关系,并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两分倾向

文章旨在探讨奥古斯丁的“两座城”学说。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上帝之城》的写作背景与主要结构;其次,在宗教信仰与现世生活这两个层面上分析了《上帝之城》关于“两座城”的主要观点;再次,分三个角度探讨了“两座城”学说的历史与思想背景。虽然“两座城”的学说体现了一种以两分的形式来思考问题的倾向,但它既不同于存在论的二元论和灵与肉的二元论,又避免了对复杂的现实社会作过于绝对的两分。     

奥古斯丁——西方拉丁教会传统的奠基人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北非城市希波（今阿尔及利亚安纳巴）的主教。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举世瞩目的重要地位,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拉丁传统教会。一生著作等身,为人熟知的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驳多纳徒派》、《论异端》等。     

政治与伦理为何起了冲突——思想史的回顾

在柏拉图那里,政治与伦理是浑然一体的,若没有灵魂的超验性运动对权力欲的节制,城邦和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在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中,真正的德性完全归“上帝之城”所有,一座以自我中心为特征的“地上之城”浮现了出来,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与伦理的冲突具有了可能性;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政治被界定为权力政治,灵魂救赎问题被排除出政治问题之外,放逐到私人领域,从而确立了政治与伦理的冲突.     

明清奥古斯丁中文传记

本文梳理了明清两朝奥古斯丁传记的东渐史,分为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部分。天主教的奥古斯丁传记受圣人传(Hagiography)文体影响,一般将奥古斯丁作为圣人来纪念,作为教会圣师来阅读。新教的奥古斯丁接近于现代人物传记,但亦受撰译者传教立场的影响,侧重于其传教的目的和语境,在译介何种内容时选择性较强。     

奥古斯丁“信仰寻求理解”的哲学诠释学解读

“信仰寻求理解”源自奥古斯丁在解决三位一体的理解问题时提出的“你们要是不信,定然不得理解”。安瑟伦将其表述为“信仰寻求理解”。“信仰寻求理解”不仅指出了寻求宗教真理的途径,而且渗透着深刻的哲学诠释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开始了为后世精神科学的合法性的奠基。     

忏悔与超越——论奥古斯丁与吴经熊的信仰观

正今天,天主信仰为世界各地所接受,各大洲共同颂扬天主的洪恩,处在不同文明区域上的天主子民都以自己地域的文化传统来赞颂天主。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着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中华大地也不例外。近世以来,随着天主信仰的传入,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深深地感动华夏儿女。接纳了天主福音的中华民族也以自己的文化经验去参透耶稣基督的奥秘,涌现了许多的经典之作,其中尤以近世吴经熊的《超越东西方》为世人所熟悉。吴经熊系民国时期政法界颇有名望的天主教学者,     

从处境神学认识“三自”与神学思想建设

处境神学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神学。处境神学的倡导者认为，神学必须是处境的，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任何神学都是处境的神学。从新约时期之后的神学家们对福音的解释可以知道，他们一直在尝试着从希腊文化来解释福音。比如，亚历山大的革利免用的是斯多亚主义，奥利金用的是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用的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而“后君士坦丁时期”的教会体制反映出的则是罗马帝国的组织结构。     

回到真切(Direct)的个体体验——从奥古斯丁及安萨里的忏悔录说起

宗教思想发展史上,两位有杰出贡献的哲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将宗教的超越与神圣意义,与个人的切身(Personal)体验相关起来的问题。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以其著名的《忏悔录》,展现了他如何从真切的生活体验(experience)中,感悟人性、神性及人与神的关系等普遍性问题;而伊斯兰教哲学家安萨里则从其辉煌的学术经历中,深刻反思人类在超越与神圣面前,认识能力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重新理解和比较他们思想的独特性,相信对于我们看待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从独特的个体角度出发,也有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     

环境光照对情绪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环境光照作为重要的授时因子, 对多种生理和心理功能存在广泛影响, 其对情绪的非视觉作用尤其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研究发现, 环境光照的照度、色温和波长均是影响情绪的重要物理因素; 短光周期、夜间人工光以及持续光照/黑暗等异常光照模式则会导致情绪障碍; 光照的情绪效应还受到光照时长、时间点、个体特征、主观偏好及基因类型等的调节。光照作用于情绪的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视网膜中的内在光敏感神经节细胞将光信号投射至情绪调节相关脑区直接影响情绪; 另一方面光信号通过同步内部生理节律及其调节下的激素分泌、神经传递和睡眠间接影响情绪。未来研究考察短时光照的视觉功效时需要采用更客观多样化的情绪测量技术, 综合非视觉与视觉作用路径深入对比健康与情绪障碍群体的差异性。     

奥古斯丁之“灵魂能力等级”观念探析

本文探讨了奥古斯丁早期哲学作品《论灵魂的广大》(De quantitate animae)所提出的灵魂能力等级的观念,认为这一观念是奥古斯丁对于普罗提诺所发展的灵魂上升观念的继承。不过,基于基督教传统,奥古斯丁在其中后期思想中逐渐提出了与古典看法不同的阻碍灵魂上升的原因,并指出基督救赎的必要性。奥古斯丁的新阐释中体现的基督教意识,也导致他将古典哲学中非时间性的灵魂上升论转换导向了基督教末世性的历史救赎论。     

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

就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而言,无论持"基督教被希腊化"的观点还是"希腊被基督教化"的看法,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督教并不是诞生在文化真空之中,相反,它诞生在犹太教、希腊哲学和罗马帝国各种宗教混合的特定历史文化中。换言之,尽管基督教化与希腊化之争发生在19世纪,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相互作用这一历史情境却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为了推动中世纪哲学史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论N·哈特曼"道德基础"理论的渊源

N.哈特曼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设法为伦理学重新奠基。通过把道德基础问题拔高为伦理学最重要的问题并实际地转换为价值问题,抱持并深化柏拉图主义基本观点,兼采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实质内容,广泛综合和深刻批判传统伦理资源,将伦理奠基于价值之上,N.哈特曼试图为伦理学奠定一个伦理与价值、形式与内容、绝对性与有效性兼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