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与人道之间——宗教中国化的文明根基

宗教中国化不仅是习总书记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提出的创新论断,也是对我国历史上宗教中国化发展演变规律做出的理论概括。从历史上来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神道与人道在此经神道设教、绝地天通、人神分离、神权归政等阶段的较量和演变,中华文明逐渐从宗教时代走向人文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世俗化国家奠定了基础,从此宗教中国化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方向。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史式要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须首先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一曰史前神话传说时期，约为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到距今４０００年。这一时期的先民们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激烈斗争，同时，许多部落、部族又为水患所迫，只能携手合作，合作导致联合和融合。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二曰夷夏各族并存时期（夏至汉初）；这一时期，接受夏文化的诸“夏”与尚未接受夏文化的诸“夷”杂居。文化水平较高的诸“夏”能正确处理“夷”，“夏”之间的关系，采取只重文化不重血统的融合政策。同时，这一时期产生的儒家的“大同”理想、“天下一家”等思想为各民族的凝聚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三曰汉为主体民族时期（汉初至南宋）。这一时期，华夏族改称汉族。但汉族的地位不是靠军事征服与政治控制来取得，而是靠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而造成。因此，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迅速汉化。军事上的征服者，不久即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在一千多年中，几度沧桑，几经风雨，汉族的主体地位仍能长期保持，由先进文化所形成的凝聚力不仅未被削弱，反而与日俱增。四曰中华民族形成时     

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

近代日本以“神道非宗教论”为依据，使“信教自由”与“国教”(国家神道)相并存。不过，“神道非宗教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梳理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最初由真宗团体从“信教自由”立场出发而提起的“神道非宗教论”,在被政府以“神社非宗教论”的形式采纳后，逐渐从一种“防卫”措施发展成为“信教自由”前提下，国家神道“国教”化的理论依据，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盟军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中，“神道非宗教论”失去依附，最终不得不“销声敛迹”。这也意味着近代日本依据“神社非宗教论”所构筑的“世俗主义国家”彻底终结。     

浅说幕府至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教关系

在日本史研究中，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着重论述了幕末至明治日本社会转型期政教关系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并指出：江户封建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法度，使佛寺成为控制民众信仰取向的一个环节；明治时期，佛教与政权的结合让位于神道同天皇王权的结合。国家神道是日本近代史上典型的政教合一体制，或为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基础。     

从“文以载道”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凝练与体系开展

以"道"为核心概念并通过"文以载道"展开的文化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其特点是从解读"天道"这一自然理性出发,推导出"人道"之社会理性,延伸为以"史鉴"为特征的历史理性,扩大为由"器艺"所包含的技术理性,综合为"众妙皆道"的文化理性,最终聚焦于"道洽政治"的社会理想。     

人道主义不能成为科学历史观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人道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极不确定和十分含糊的,某些“有教养的人”把它当作一种道德追求和信念。它的基本内容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来谈论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主观愿望和要求,即要求满足、实现和发展抽象的“人性”。在西方,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即出现了以“人道”对抗“神道”,以满足个人欲望、个性解放的要求同宗教的     

论我国国定节假日对社会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影响

国定节假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我国国定节假日改革可借鉴其他国家的思路,把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纳入法节假日体系之中,实现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与官方节假日体系的对接,以利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同时,还应从法律层面确立劳动者"带薪休假"的合法权益。节日习俗所代表的民间生活传统,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建构有效的文化     

浅谈孔子人道主义思想的心理学意义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这段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孔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强调统治要“重人道”、“亲民生”,以顺应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他提出了“仁爱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学说,这是很富有心理学意义的。     

浅谈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光明日报》1983年9月28日发表章海山《浅谈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文章。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资产阶级反封建神学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产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主张以人为中心,用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的价值、人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向及其启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未完成的社会制度层面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使中华民族真正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的独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地主阶级,废除了封建     

“国家神道”概念再考——以加藤玄智“国家神道”论为中心

"国家神道"作为近代日本兼具政治和宗教双重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驱使日本国民参与战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近年来,部分保守派学者以《神道指令》为依据,企图歪曲"国家神道"概念,开脱战争责任,并以此对日本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进行历史性修正。然而,《神道指令》中"国家神道"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加藤玄智,其"国家神道"论,原本便包含着鼓吹"忠君爱目"精神的内容,爱国之精神,并从实质上赋予"国家神道"以日本"国教"的地位。     

先秦儒家“化”观念研究

"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观念,源于形而下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先秦儒家智者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成为天道观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天道之"化"贯通于人道,因而"化"之观念在人道这个层面重在教化。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化之根基都本于"诚",正是"诚"之贯通使儒家"化"观念统摄宇宙人生,而化的最高境界在天道可谓之"神",在人道则是"参",即人通过教化重回天地人共在的场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熊泽蕃山的“神道”与“易道”

“神道”是日本学者熊泽蕃山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本文从《集义和书》中的“太虚”与“神道”、《神道大义》《三轮物语》中的“日本神道”、《系辞传》注中圣王的“神通妙用”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借助阐发《周易》,熊泽蕃山指出日本神道与中国儒道既同源又有别。尽管其神道思想带有日本神道的宗教色彩,但因对宋明理学多有吸纳,其“神道”既指抽象深奥的道理,又包含了个人、政治层面的道德要求,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儒家理性主义倾向。     

程廷祚治《易》路向探析

清儒程廷祚治《易》重义理而轻象数,主张回到《易》文本本身,还原《易》的本来面目和本义,注重在人伦日用的实事实物中体道的经世路向,强调人道实践中适时而谋,"时中"具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秩序安排的社会功能。其治《易》路向充斥着复明道统的政治想象与治世诉求,彰显了清中期易学于日常生活中重建社会秩序的学术新动向。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中医理论体系的选择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中医理论体系的选择内蒙古医学院（０１００２０）任秀玲中医理论体系的本质是什么？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用中西医比较方法研究,认为中医理论是重功能轻实体的有机论人体理论;从库恩的科学规范观来看中医理论是一个超稳态理论;孟庆...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试析日本当代社会中的阴阳师崇拜和神道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现代社会民间文化中的阴阳师崇拜现象,试图阐释日本现代社会的"阴阳师文化热"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在现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的亚文化现象。因而,对阴阳师引发的文化热潮不能仅仅从历史的源头去把握阴阳道文化和阴阳师之间的相关性,而应该从整体性视角去厘清其与日本本土宗教间的内外关系和发展脉络。     

西方早期日本学中的神道研究

神道作为日本人精神层面特殊性和神秘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常常受到西方日本学(Japanology)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从普遍意义上的描述到20世纪之后的现代学术,西方早期日本学中的神道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 在日欧初识的时代,能够前往日本的西方人还不多,对日本的神道加以关注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自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进入日本传教开始,基督教在日本发展迅速,不少传教士陆续来到日本.传教士们要想使日本人接受这种新的外来宗教,就必须对包括神道在内的日本的本土宗教有相当的了解,这也就成为了西方入神道研究的滥觞.1557年托尔勒斯(Cosme de Torres)撰写的《谬说摘要》中记述了日本神道的创世、神代等神话传说,维莱拉(G.Vilela)在致果阿耶稣会的书信报告中也曾提到神道的创世神话和神道的教派(如"两部神道")、神社等.①但总的说来,传教士们对于神道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及佛教和儒教.即便是以"文化适应"主义传教策略著称的耶稣会远东巡察使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其关于日本的书信和著述中,也几乎找不到关于神道的评说.耶稣会传教士弗洛伊斯(Luis Frois)的巨著《日本史》可算是西方日本学研究的滥觞之作,对日本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涉及,但对神道的记述也非常简略.     

“新子学”的兴起及其当代价值

"新子学"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什么,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哪的思考与回答,是当下中国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经典"。"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虽然社会日新月异,不断向前发展,但现代社会文化是传统社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现代社会有可能和有必要继承、弘扬和发展传统社会文化。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汲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的继承和发展。"新子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根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涵养作用,体现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繁衍不息,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试论文昌信仰袝祀明清庙学的社会场景北大核心SSCI

赵永翔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中撰文指出,明清时期,作为地方教化体系核心的州县庙学是由文庙与儒学结合而成的。到元代延佑三年,元廷诏令全国州县庙学兴建文昌阁,从而使文昌神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进入了庙学体系。然而,到了明清,文昌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再次被国家祀典接纳。但是,在地方庙学却依然大量存留了祭祀文昌神的祠阁,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教化体系中的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