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赞美诗(新编)》及其补充本

我爱《赞美诗(新编)》。改革开放后,刚恢复聚会时,信徒们都是靠记忆唱圣诗。这时,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了《赞美诗(新编)》,令我们如获至宝,这是雪中送炭,是饥饿时的食物,是干渴时的泉水。我爱《赞美诗(新编)》,因为这些圣诗,很多都是我从小会唱、爱唱的,看到它们如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我爱《赞美诗(新编)》,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太好了,说出了我们想说但又想不到的话,供应我们灵性的需要.     

久违的重逢——从中国文学的角度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在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中,有一些圣诗因词深曲朴,在教会崇拜中使用不多,也有人感觉古文写就的赞美诗艰涩难懂,审美上有隔阂,因而较少翻阅或聆听.诗中第385首《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我们从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来进行赏析,与历史重逢,便会有新的收获.     

20世纪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探索

正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唱赞美诗是基督教宗教仪式的重要内容。赞美诗包括歌词和音乐。早在20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基督教赞美诗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最初是以歌词的中国化为开端。1908年出版的《青年诗歌》是最早由中国基督徒独立编译的歌集。此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歌集,其中1931年出版的主要由赵紫宸翻译的《团契圣诗》,被称为     

《赞美诗(新编)》的出版

<正>在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基督教全国会议上,代表们鉴于中国教会已经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却没有适应联合的赞美诗歌本,于是提议编印中国基督教的赞美诗歌本。编印赞美诗的工作于1981年1月启动,基督教全国两会成立了圣诗工作小组,在3月20日出版的《天风》上发布了     

爱国守法尊重知识版权

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基督教圣乐专家、德高望重的马革顺教授发表了“郑重声明”。这说明基督教内有人法制观念淡薄,为了盈利或其它的目的,随便对待他人的劳动成果;甚至违反作者本人的意愿,擅自改编。这是一种违法的、不道德的行为。此风不可长。 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赞美短歌(新编)》以及其它各种灵修书籍,均拥有版权。     

繁荣圣诗创作是圣诗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圣诗中国化的关键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前辈们是怎样说的.在《赞美诗(新编)》的序言部分,"圣诗中国化"一栏说:"早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教会中有些前辈如赵紫宸……就在教会圣诗、圣乐中国化方面做过贡献,写过一些赞美诗词曲……近年以来,中国信徒创作圣诗词曲的越来越多了.从1981年3月至1982年9月为止,我们收到各地信徒的来稿已达423批,共计2256首."《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的序言中也说道:"共收到稿件2301件……共有赞美诗200首,其中61首是中国同工、同道的创作."所以,圣诗中国化的关键是要有中国信徒创作的圣诗.中国圣诗的曲调、走向、节奏等,要有中国民族音乐或地方特色.     

参与编辑《赞美诗《新编》补充本》感言

从“新编”到“补充本” 30年前,当教会重新恢复礼拜时,圣经和赞美诗是最急需的出版物。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以后首先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当时编辑部为了使《赞美诗（新编）》（以下简称“新编”）及早出版,曾经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和杭州思澄堂集中工作。感谢神的恩典,“新编”出版后已在全国各教会广泛使用。其中有些新创作的赞美诗（如“基督永长久”、“与主同去”、“圣夜静”、“早起赞美”等）且被外国教会诗本所采用。     

从《赞美诗(新编)》看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途径北大核心

《赞美诗(新编)》的编辑出版反映了中国基督教界对基督教音乐中国化的探索,对基督教音乐中国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所收录作品的艺术特点,对于当前继续深入推进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赞美诗(新编)》是当代中国基督教最通用的赞美诗歌集。1981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决定编撰新的赞美诗集,并在《天风》刊登启事,号召全国基督徒谱写赞美诗。     

事工快报

长沙市城南堂诗班献唱《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南京市基督教两会建堂获资助,泉州市基督教两会新年伊始到闽西永福、永定山区布道,     

清代新教赞美诗集的编译（1818-1911）

本文以所掌握的数种教会书目索引为据,将清代赞美诗的编译分为两个阶段加以论述。早期的赞美诗以方言本居多,主要依靠传教士个人完成,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清末赞美诗编译种类繁多,众多差会加入了编译队伍,水平有很大提高,官话本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了针对特定对象的赞美诗集。清代赞美诗呈现出四大特点：地域分布渐次扩展,出版形式多样化,由“译”到“著”的过渡,初步呈现出中国基督教圣诗的自我表述。     

圣歌团的领头雁——记杨旅复老师

一 杨旅复老师年已耄耋,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足力颇健,在带领唱诗班侍奉神的工作中,她坚持不懈地向着标竿迅跑,可谓“日暮行雨,春深著花”。她常说:“我与你们圣歌团的年轻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心里充满喜悦,觉得自己永远年轻。”杨老师恰似一只圣歌团的领头雁,又是一位不知疲倦、与时间赛跑的人。 杨旅复老师是中国基督教圣诗委员会委员,《赞美诗(新编)》编辑委员会委员;她是前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     

关于“圣诗中国化”曾经有过的探索——忆《赞美诗(新编)》编辑过程中有关歌词选用的两件事

正(一)1982年,我开始负责《赞美诗(新编)》(下称《新编》)编辑部的工作。当时,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和圣诗编辑委员会主任郑建业主教的领导下,定下了这本赞美诗的编辑方针:它不仅要收集信徒普遍熟悉的赞美诗,还要有历史性、地域性的代表作,以表示中国教会尊重历史传统,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反映中国教会的现状,要贯彻联合礼拜     

基督教全国两会在沪举行《赞美诗(新编)》增订本初选稿编审会议

中国基督教两会于2006年3月21日,在本部三楼会议室召开《赞美诗(新编)》增订本初选稿编审会议。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委员,《赞美诗(新编)》增订编委会委员及全国两会出版部同工:曹圣洁、沈承恩、徐晓鸿、史奇珪、洪侣明、罗黎光、沈光玮、徐牧、吴安娜、顾云涛、程伟、林德桦、岑智敏及基督徒音乐工作者盛茵老师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顾问马革顺教授亲临指导。     

《赞美诗(新编)》 基督教中国化的阐释

正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赞美诗在基督教事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赞美诗中蕴含了丰富的神学信息,对于传播基督教文化也有很大作用。赞美诗是基督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事实上,赞美诗的发展史贯穿了基督教的发展史,赞美诗是了解一个时代神学思想的重要途径。1983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辑出版了《赞美诗(新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使用     

《赞美诗（新编）》增订本 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沪举行

中国基督教两会于2005年1月25日,在新会所召开《赞美诗(新编)》增订本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赞美诗(新编)》增订本编辑委员会主任曹圣洁牧师;编委会委员史奇珪牧师、洪侣明同工、周蓉敏牧师、程伟长老;出版部圣乐编辑小组成员林德桦同工、岑智敏同工及本次会议邀请的盛茵、茅培文、谢湘铭三位基督徒音乐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浅谈赞美诗的音乐创作

赞美诗创作的根据是什么?杨周怀教授在《基督教音乐》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来:“赞美诗的内容是宣扬基督教的信仰和灵性经验”,“所有赞美诗都是根据圣经创作的”,“其神学根据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这些     

《依傍十架歌》曲式分析与教唱建议

<正>引言《依傍十架歌》选自《赞美诗(新编)》第214首1。歌词由美国牧师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ald,1820—1901)于1870年创作,曲调由美国圣诗作曲家费希尔(William G.Fischer,1835—1912)谱写。作品号召信徒要来到十字架前承认自己的罪和有限,从而祈求主完全的救恩,并奉献身心灵永归于主。这首赞美诗被全世界许多教会广泛唱诵2。     

一本值得中国基督徒拥有的灵修好书——读《晚钟新韵——一个老年基督徒的读经心得》的点滴体会

<正>喜获《晚钟新韵——一个老年基督徒的读经心得》一书,甚是感恩!此书的作者曹圣洁牧师是中国教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既有丰盛的生命,又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曹牧师1949年至1952年就读于中央神学院和圣约翰大学教育系,1953年从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曾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基督教全国两会咨询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等职,负责编辑《赞美诗(新编)》《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从《赞美诗（新编）》中贾玉铭的作品探讨中文圣诗的本土化特征

<正>“依据圣经经文创作诗歌作品,在作品中运用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方法,在作品中注重中国基督徒的灵命经历,这三方面是中文圣诗的本土化特征。”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中国基督徒一直在努力翻译、创作中文圣诗,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中文圣诗体现了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是基督教在中华本土文化中落叶生根的一种途径,     

那份深沉的爱

有一首很著名的圣诗《夕阳西沉歌》(被选入《赞美诗(新编)》第153首),其中诗的第4节是这样写的:有主赐福,仇敌何须畏惧?泪消苦意,病痛也无足虑;坟墓威权,锋芒今在何处?我仍欣然得胜,主若同居。短短的几句诗,却与我的心灵产生共鸣,轻轻地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