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误读：驳孟子“迂阔”论

二千多年来孟子一直被视为“迂阔”的典型,历史的偏见至今未得到彻底的厘清。其实孟子是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其学术的基调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其哲学的根本精神是强调实事求是。孟子反对脱离实际、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社会经济政策;主张道德源于生活,摈弃与生活严重脱节的虚骄的道德言行;坚持条件论,强调事物存在的现实性,强调人能有所为,但不能无所不为。孟子的条件论为其思想的务实精神,奠定了哲学基础。     

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

根据本文的新考,子思年九十二,生活在公元前504-403年之间,但这仍不能与孟子时代相接,而多种典籍中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又难以置疑。实际情况是: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孟子与燕国"禅让"

战国中后期燕国“禅让”事件影响重大,连作为理论家思想家的学术大师孟子也涉足于此事。孟子主张伐燕以扼杀其禅让。这显然与他宣扬禅让、仁政等思想是相悖的。通过对孟子思想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到孟子的主张看似自相矛盾而实际上是审时度势的卓见,与他对禅让的理解及其仁政思想是契合的,出土的战国中山王方壶等铭文亦是明证。孟子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社会政治发展的轨迹。     

论孟子伦理思想的务实精神

历史上孟子一直被误解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其实,孟子的思想是非常注重实际的,尤其是他的伦理主张,更强调物质生活和人们的生存环境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孟子认为贴近日常生活的道德才是正常的,他坚持从生活来理解道德,其伦理思想体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自孟庙修建看孟子地位的变迁——兼论孟子形象的多面性

孟庙是为奉祀孟子而建的人文景观,与孟子的命运息息相关。探讨孟子地位的变迁,不能不考察孟庙修建的情况。文章通过爬梳历代历次修庙碑记,考察宋以来孟子地位的变迁历程,认为孟子的地位宋以后经历一个曲折中上升的过程,其权威地位初步形成于宋,正式确立于元,至明清方彻底巩固下来;学者、皇帝、官吏、孟氏后裔和普通民众共同塑造了孟子的权威地位。孟子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中也是流变纷呈的。     

论孟子哲学及其贡献

孟子认为,仁义价值等是人的本性。价值是人的标志。它具有首先性、主体性。诚是善良的人性本体的现实化。可是性善说显然无法自圆其说。这便是人性悖论。义内说表明,陈述同样具有主体性。主体对对象的把握方式是推恩。推恩是一种感应方式。被感应的对象,有时候被称为神。     

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孟子“存心养性”的修养论

孟子倡导促进社会和睦的道德观念,并从理论基础、理想人格、修养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道德修养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梳理与借鉴孟子的道德修养论,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道德修养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道德进步和人格健全,无疑具有最直接的现实价值。     

《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再诠释:兼论孟子人性论的思想史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早期人性论的思想脉络,说明早期以"习"描述"性"的普遍特征,由此引出孟子在《天下之言性章》中讨论"性"的特殊意义,文中首先讨论了学者目前关于此章争议情况,并进而对此章按分层结构的方式进行解释,以"故""利"与"智"作为各层的核心内容,说明孟子对"性"与"故"关系的认识,并确定孟子在此章中所表达的态度.     

论《孟子》中的教育方法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弘扬儒学,孟子十分注意教育方法。本文以《孟子》为据,阐述了孟子倡导并践行的教育方法,将其概括为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博学以求融会贯通,不唯书、不曲解而求真的创新精神。     

论孟子王道思想对管子思想的汲取

作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任政相齐四十余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实施革新,国富兵强,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孟子追随孔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对管仲常有"轻薄之意,溢于言外",然深究孟子之王道思想,其民本、人才、税收等内容,却又对管子思想有诸多汲取。     

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特殊贡献

历来治经学者都将经学渊源上溯到荀子,本文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的某些观点有助于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改造现实的精神直接为汉代经学家所继承,孟子的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     

"见牛未见羊也"——《孟子》中"见"的道德本性

<孟子>当中讲述了一个有关齐宣王的故事,人们过分地关注"以羊易牛"这件事,而忽视了对直接导致此事发生的"见牛"的分析,从而也就没有认识到"见"当中所蕴含的道德本性.在孟子看来,我一旦"见到"了某物,它就已经依赖、从属于我,我就对它的生死存亡负有了道德责任,更不忍心去加害于它.而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恰恰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我们对一些伤害视而不见或见不到自己所加害的对象.     

孟子与齐燕战争--兼论《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

本文将传世品陈璋方壶、80年代新出陈璋圆壶铭文与今本<孟子>及其它史籍相对征,考证出孟子在齐燕战争时(305BC)正在齐国,其时齐国面临着兼并燕国的绝好战机,孟子及其朋友储子、匡章等人极力主张伐燕.孟子劝齐宣王伐燕的动机是因为他期望周初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模式能够重现,因此他设计的"伐燕"、"取燕"策略也是模仿周初克商及统治商后裔的旧套路.孟子有关禅让、仁政和义战的理论,与其劝齐伐燕并无矛盾,均可从周初模式中得到圆通的解释.这一事件的历史复原,有助于分析孟门弟子是如何围绕它对<孟子>文本进行叠加累造的,进而重新排定<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这一事件,也应当成为剖析<孟子>文本形成过程的一个界标个案.     

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与仁义礼智"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radition of “articulating xing in terms of sheng” and related other expressions, and also examines the debate between Mencius and Gaozi concerning “xing is known by sheng.” It claims that while Mencius’ “human nature is good” discourse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retive tradition of “articulating xing in terms of sheng”, Mencius also transcends and develops this tradition. Therefore it is only when Mencius’ views about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ar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is interpretive tradition that his ideas can be fully understood. Utilizing this framework, the Confucian understanding of rights is then explored. Translated by Andrew Lambert from Zhexue yanjiu 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2007, (7): 36–42     

基于肯认的超越:论孟子对后果的思考

《孟子》很多文本可以从与动机相对之后果的角度加以分析。孟子对后果的考量贯穿于整个道德行为之中。良心中内含对理想后果的期待,这是我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在道德行为中没有对后果的期待,这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状态。当正常的道德行为无法实现期待的后果时,基于对后果的预估,可以采取权变的方式加以调整,这是“经权之辨”。虽然后果是外在的,不由自己掌握,“得之有命”,但其实现却有一定的方法可寻,这是“求之有道”。期待与预估的后果都属于设想的后果。当实际的后果与设想的后果不符时,“行有不得”,要以此为契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反思,这是“反求诸己”。后果不由自己掌握,这会使得道德行为受到外在限制,但我们仍然要坚持道德的理想,这是“性命之辨”。孟子对后果的态度是基于肯认的超越,对其作义务论或后果论的解读均有失片面。     

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